作者以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以及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 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此说在二战结束后遭到批判，60年代以后又在近代化论中借尸还魂， 以专制帝国论的新面貌出现（第169页）。此说突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封建制仅仅是在特 定条件下的民族所经历的特殊的社会体制（第37、38-39页）。较流行的理论包括白乐日（ 书中译为“巴拉修”）的官僚社会说、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等，在六朝史的研究中矢野主税与 越智重明提出的贵族为寄生官僚说与之遥相呼应。另一种观点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五种 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此说是为了克服“停滞论”而出现的。认为中国历史上也经历 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是秦至唐的家父长家内奴隶制，宋以后流行的佃农制则是作为农奴制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标志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第26页）。
前一种观点是“多线论”，认为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后者则是“单线论”， 认为中国与西方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轨迹（第1-2页）。不过，在作者看来，两种观点看似对立， 其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以西欧近代社会为标准所得出的结论”（第2页）。前者是从欧美 中心的立场出发的认识，将非欧洲世界看作欧洲世界的虚像，让非欧洲世界扮演了强调欧洲世界优 越性的角色（第55页），具体说来强调中国的官僚制而忽视了官僚制中自下而上的约束作用（第 181、183页）。后者只重视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共同性质，并以此为据解释中国社会全体，而遗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性质，即以自耕农为主题的共同体社会的长期存在（第19页）。
基于对流行理论的深入批评，作者开始摸索新的分析思路。他强调要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去理解其 构造与发展机制，反对套用西欧的模式分析中国，乃至其他非欧洲民族。在分析封建制问题时，他 指出“不可能把这些民族（指非欧洲民族——引者）的历史局限在欧洲历史的范畴中。说句大胆的 话，我们必须从内部入手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些民族主体历史的新方法”（第54页）。在为中文本 所写的自序中，他又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是“出于如何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的动 机所提出的一种假说”（第9页）。在40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 环境下，这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作者经长期潜心研究，在继承内藤湖南创立的关于 中国历史分期以及六朝地位与特点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六朝历史的系统解释，力图在把握中国历史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揭示其发展变化。其努力正是试图超越上述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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