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竟已过了10年，其间学术界有关清代八旗制度，包括驻防制度的研究，比起当年已 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相关史料的陆续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远较当年方便的条件。本书今经辽宁民 族出版社慨然准予再版，考虑到当年出版后几乎未得在社会上公开发行，且近年国内尚未见与此题 相类的其他专著，遂遵从该出版社吴昕阳女士建议，将书名改作《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以修改本的面目问世。
这10年间，我的工作单位、生活环境、个人经历都比以前有了很大变化，研究的领域、兴趣乃 至对历史这一学科本身的理解，也都不再是10年前的旧况。如果说还有些微长进的话，那就是我 对学海之无涯与治学之艰辛，已远比当年体会深切，无论对学问还是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也再不敢 随意看轻。回头细读当年旧作，就发现有很多还可以深人挖掘探讨的余地，而对此书动大手术，无 异于另起炉灶重写，又为我目前的时间和各种条件所不允许，所以这次只在保持旧作格局和论证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细部的调整和改动。
首先是修订讹脱衍误。对书中列举的各种数字，包括各处驻防兵额、官兵俸晌以及建置时间，都进行了重新核实与修订。
其次，由于近年来北京与辽宁等处大量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已具备了远远好于当年的研究条件 ，所以对当时因很多史料未及看到而留下的空白，也尽其可能做了补充。有些当年使用的史料已经 过时，也据新出版的版本进行了修改，例如曾为本书大量引用的雍正朝朱批奏折，当年使用的是光 绪十三年（188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的《硃批谕旨》，人早已有指出，这个本子经乾隆朝修改 ，很多地方已殊失原意，这次都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影印本—一查对改正。由于本书利用的 清代档案是我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等处陆陆续续查阅的，还有些文献是在台湾和国外时读到并引用的，因此都有不同的编目与版本，很难统一，只好保留目前的样子。
第三，原书的绪论对本课题利用的史料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均—一做了介绍，此次再版基本未作改 动。对于本书出版之后再见到的研究成果，均未添加于原绪论中，而是在本书中相关地方提到或在注释中说明。
第四，本书第三章曾用大量篇幅讨论驻防处的民族问题，圃于当时学识，颇多人云亦云之处，诸 如凡谈满汉民族关系，必强调融合是大趋势；谈辛亥革命，必强调打破八旗制度的束缚对旗人来讲 是好事，是满族反而向前发展的契机。这些都未必是错，但却失之简单，忽视了其间异常复杂、曲 折和丰富的过程。多年来对各地八旗驻防旗人后裔进行的调查、访谈经历，使我对这个过程有了远 比当年深刻的认识。近年来与国内外诸多史学家与民族学家的合作，又促使我用族群意识、族群认 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以往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检讨。这是我在第三章结尾处所做的结论已与第一 版截然相反的原因。关于八旗制度对清代满族族群形成的作用，美国学者欧立德已出版专著，作了 全面具体的阐述（［美］欧立德（Mark．Elilott）：满洲的道路：中华帝国后期的八 旗制度与族群认同》，［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我不拟对本书的相关格局和叙事方式再做改动，就将此书作为我在探索这一课题过程中的足迹，留此存照吧。
八旗驻防制度涉及到清代政治、军事、社会、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研究题目，我在修改本书时虽已尽力，但仍嫌粗糙。清代档案中涉及八旗制度的文件极为丰富 ，尤以满文档案为最，但个人精力有限，能够披阅与采用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是本书最大 的缺憾。这里要提到的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根据该馆藏《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整 理编撰的《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已为检索有八旗驻防的满文档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说，如果想在八旗制度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充分利用现存的满文档案，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我1982年投人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教授门下攻读清史与满族史，转瞬就已20年，所幸锺翰 师今年虽已八十有九，仍然身体强健且笔耕不辍。本书的写作，当年曾得到锺翰师悉心的指导与严 格的督促，令我终生受益。本书出版后，姚念慈教授曾细阅全书并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意见。此次再 版，又得到刘小萌教授、郭松义教授和邻永君副教授多方的关心与帮助，辽宁民族出版社吴听阳女 士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在此对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为我阅读和利用文献、档案史料提供了诸多方便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部、满文部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的诸位女士和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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