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
明清时代，特别是明中后期起江南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靠的是建立在丝棉等大宗 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前的纯粹农业经济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正是江南 能够在人田比例日益下降、农田经营收入难以提高的情形下，而仍能持续发展并继续保持在全国的 经济领先地位的根本动力。对此，明清时期人们实际是有不同程度的认识的。《明经世文编》的编 者在正统时应天巡抚周忱形容到“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时，特意出注谓“以其逐末技也”①。隆庆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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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编者注。
洲县志》的编者在论述该地能够承担重赋的条件时，也认为不全是农业，而是“商贩工伎，乾没射时 ，以身所营给家之食，而以田所入充官之税”①，百姓生活所需依赖于工商业所得。万历时，浙江 临海人王士性在探讨江南富庶的原因时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 故虽赋重不见民贫。”王士性还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 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②明末，长期留心经世之务的内阁大学士上海人徐光启说，松江一 府之所以能承担上百万石赋税，“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 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 可办”③。清初曾在苏州做过商业经纪人的思想家唐甄在论到江南重赋而仍保持相对富庶的原因时 说，江南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它所。此蚕之厚利也”④。乾隆四 十年(1775)，两江总督高晋论述江南经济情形道：“窃照大江以南，江宁、镇江、常州、苏 州府属地方，土多沃壤，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衣食足资利赖。”⑤道光时，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寓居南京的安徽泾县人包世臣说，其时松江府、太仓州一带，“士民仍得各安其业，称东南乐土”，正由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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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隆庆《长洲县志》卷二《课程》。
②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③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④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
⑤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清经世文编》卷三七。
所取给，悉出机杼”的缘故，发达的棉织业支撑了农村经济，后来“商贾不行，生计路绌”①，江南 社会经济才走向衰落。明清时人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江南农家并不单纯依靠田亩谋生，丝棉等商品生产不可或缺，商品经济的发展才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对于这样的江南经济发展情形，美籍学者黄宗智等，看不到或不承认其前后的内涵变化，不以年收入 而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不以农民家庭总收入而以单个农民的农业收入，而仍以农业边际报酬递减的 经济学概念来讨论以年收成或季节为收入周期的以整个家庭生产为特点的江南农民的经济状况②。 其实边际报酬理论只能用以说明农业生产本身，而不能用以说明商品经济化了的江南农家生活。瑞 典经济学家伯尔蒂尔·奥林就曾指出：“我们常常以为所谓土地报酬递减律的出现是由于一国的人 口增多，并以为这就是生活水平降低的原因。殊不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这只能就农业和矿产用地 来说，需要特别质量和相当大的数量。货物生产程序的后期与自然无关，主要受转运便利程度、劳 力和资本供应的影响。因此说当人口增加时，生产力下降，这不是由于自然资源少，而是因为资本 缺乏，转运便利程度低造成的。”③因此，当江南农家生产和生活已经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对于“纱于斯，布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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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齐民四术·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②<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译本，中华书局，1992年。
③<瑞典>伯尔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193～194页。
日用一切于斯”的植棉织布区①，对于“力耕不足于糊口，比户养蚕为急务”②，“丝之丰歉，绫绸 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③的蚕桑丝绸区，却用只能说明农业生产的边际报酬理论来分析 ，显然无法说明江南农家的真正生活生产情形，也无法揭示江南经济的真正特征，更无法说明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先师洪焕椿先生在世时确定的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的长期重点研究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本室师生围绕这一领域，在农村经济，手工业特别是丝织业，水利特 别是海塘修筑，商业特别是商人商帮，城市经济特别是苏州、南京城市经济，市镇经济，工商组织 如会馆公所，资本主义萌芽，江苏古近代航运史等方面，展开了一些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诸如洪焕椿、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洪焕椿手定的文集《明清史偶存》 ，罗仑主编、范金民和夏维中合著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罗仑、范金民合著的《 洞庭商帮》，范金民著作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和《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等；洪焕椿精心编著的 《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实际上也由他编辑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 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两部论文集和选编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等资料集，以及在《中国社 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刊物上发表的200余篇论文，这些成果，对推进和深化江南经济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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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石民《水灾又记》，张启秦《望仙桥乡志稿灾异》引。
②顾炎武辑：《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
③乾隆《震泽具志》卷二五《生业》。
进入新的世纪，本室师生承袭洪焕椿、罗仑、吕作燮三位师长的余荫，又受著名史家、我系老师茅家 琦教授的长期鼓励和督促，坚持在江南社会经济史这一园地里苦苦耕作。南京大学也以其一贯的学 术胸怀，在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中，列项《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并对研究予以 资助。笔者所在的中国古代史学科，长期以来长于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 人群策群力，精心合作，借助外力，承担并初步完成了这一研究项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本 系同仁的通力合作，江苏学界的相关专家也为本课题的完成慷慨地贡献了其才智，他们是：六朝史 专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辉先生；宋史专家、苏州市经济协作委员会高级经济师方健先生 ；魏晋南北朝制度史专家、江苏行政学院教授彭安玉先生，年轻的才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潘清先生。六朝史和明清史研究方向的部分研究生也承担了课题，并提供了成果，他们是：现在 供职于南京晓庄学院的胡晓明，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谢娟硕士和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宋立中 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新光硕士。对他们出于崇敬学术的鼎力相助，本人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江南社会经济研究》这一集体之作，只是我们近年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明显地存在缺失和不足 ，江南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还没有涉及，很多论题还没有展开，有些论题也缺乏深度，基本上没有 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予以比较观照。值得庆幸的是，有关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学界更加予以重视，投入的人力财力也远甚于往昔，可以预料，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在新的世纪必将进入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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