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C．Scott（1972；引自王沪宁编，1990）集中分析了新兴国家的腐败压力，主要是来 自怂恿腐败的机构性因素，最为主要的是政府在物质服务和就业资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获 取公职职位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公共部门是构成地位、财富、声望和权势的最主要的资源。腐败 现象在一些公共部门大为泛滥，如海关、公共工程、政府采购和建设、货物税收机构、贷款部门、 外汇管制机关等。在这些部门，国家分配着宝贵的特权，经手大量的钱财，任务的性质给这些主管 部门以广泛的任意处置权。由于潜在竞争力量相对微弱，意味着行政机构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仅仅对自己负责，因此可以推行一种自我扩张权力的政策。
Wayne Sandholtz and Wm．Koetzle（1998）从定量的角度计算了50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分析了社会经济变 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经济自由程度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因为个人经 济自由是国家控制的反函数，而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则与腐败呈正相关关系；民主化水平和价值 观程度与腐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包括更大程度的透明度有利于反腐败；一国或地区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也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政治经济结构直接影响腐败的程度。
转型社会的腐败原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泛滥往往与社会转型有关。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 秩序受到冲击与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柏特里克等 （引自Elliott，1997）认为，在市场转型国家，集权控制的消除，地方化（分权化） 、私有化和经济的对外开放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了腐败的可能性。如俄罗斯，腐败十分猖獗，从转 型一开始，民主可能意味着腐败自上而下转移，以前只要向中央一级官员行贿，现在则转向省和地 方一级官员。在转型阶段，政治官员寻租机会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趁私有化之机实施各种违法行 为，以低价出售公有财产以获取贿赂，或通过他们的家族或朋友而迅速成为大亨。计划部门控制的价格产生扭曲，并为官员行贿受贿、滥用职权提供大量机会。
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转型经济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随着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进程，腐败明显加剧。世界银行的Daniel Kaufmann（1999）认为，这并不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半生不熟、设计粗略、 执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腐败加剧并不是市场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没有很好 推行改革的结果。当经济改革不足时，垄断结构反倒把腐败分子的利益保护起来，进而助长腐败，形成恶性循环。他认为腐败常常与如下任意处置权有关：
——颁发许可证、特许证、进口配额、护照、海关和过境文件、银行特许。
——进行价格控制。
——妨碍新企业和投资者进入市场，向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
——政府采购合同决定权。
——给予补贴、软信贷、税收减免。
——强行控制外汇，导致多重汇率。
——基础设施投资决定权。
——设定秘密预算账户。
在经济转型国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出现大规模的自发私有化危险（世界银行，1996）。这是因为经济转型实际上成为资源由公共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的一个通道（Guilhen Fabre，2000），在这一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遇到两难选择： 不分散所有权不能增加竞争和经济业绩，而“不良”私有化又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所谓“自发私有 化”是指不合法的私有化，在企业尚未私有化之前就对企业资产进行私有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或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种种方式，使企业资产和利润脱离国家或集体的 控制而进入私人的控制之中，给国家或集体留下亏损和债务，并连累银行体系濒于破产。这类似于 前文所述的“偷窃式”腐败，经营者主要以改革名义对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财产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占有和掠夺，这既违反效率原则，也违反公平原则。这种不合法的私有化会激起人民的广泛不满。
经济转型国家在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犯罪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Guilhen Fabre，2000）。
中国腐败的主要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曾经说过，“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 斯，1991）。经济发展与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国家安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有赖于政府的干预，但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又将滋生腐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悻谬，也是政治统治的悖谬。
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体制，腐败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对权力的滥用。但 是，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体制条件下或体制转轨的不同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深刻地认识中国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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