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增速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缺乏创
新造成工资收入低下；国家竞争策略关系劳动价值；政府应采取措施扶持劳动
者——
中国的ＧＤＰ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
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７０％，到１９８
０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３０年时间；而从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３０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１／２
０、日本的１／２４。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１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要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通常有两种战
略：一种是加大科技的投入，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增加本国
居民的福利；另一种则是依靠压低工资，借助传统的技术，粗放式地使用资
源，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前者属于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后者则属于非
创新型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
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
民财富，即资源依赖型，如中东地区产油国家等；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
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即对外依附型，如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等；还有一些国
家在充分吸收别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促进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形成强
大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学术界已把后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目前大
约有２０个左右。
在我国，尽管一些企业也追逐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但它们更青睐的是走捷
径，结果新技术领域产品一旦投入市场，被仿制、复制的风险相当大。例
如，企业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和资金复制出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件、激光唱
盘、电影和原版书籍期刊等，但丧失的却是创新精神，恶化的则是创新的宏观
环境。在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大多数中小企业几
乎没有研发投入，相当多的企业既没有研发投入，也长时间不引进新技术，只
是在生产“大路货”的低端市场挣扎。显然，人们不能指望这样的企业会为科
技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人们不能不忍受低工资的困扰。
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事实上还与国家采取的竞争策略有关。在
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
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
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
争中的价格优势。
和那些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并没有像他们那
样，通过立法人为地压低工资，例如禁止罢工，通过立法强制仲裁劳动争
议，限制工会就工资进行谈判等等。而是相反，就法律、法规来看，中国政府
的劳动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执行
力度难以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目前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
中，劳动者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劳动者自发式的抗争，例如沿海地区的“民
工荒”，在资本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劳动与资本博弈时，政府扶持劳动者，固然会减少资本的收益，降低企
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能在“血汗工资制度”下生存的话，那么
它被淘汰出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防止生产过剩的大面积发生，消除无
效供给也是必须的。那些资源配置效率低，不能通过技术提高拓展赢利空间的
企业，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可以看作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 （王红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全世界的消费者与投资者都在分享中国红利的时候，为什么国内普通劳动者
无法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政府是收入不公的解铃人——
《南都周刊》刊发的“我国经济增长快工资不涨，因少数人拿走多数利益
”一文，再次用调查与数据印证了收入不公并非虚言。
这场关于工资收入改革的讨论，从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声讨，转入对工薪
阶层低工资的反思——在全世界的消费者与投资者都在分享中国红利的时
候，为什么国内普通劳动者无法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简单的答案是，集中于制造与建筑等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处于供给过剩状
态，因此，按照市场定价，他们只能获得生存所需的最低薪资。但这个答案显
然不能回答全部问题，从一个矛盾的现实就可以看出其中奥秘：日渐涌动的民
工荒与12年民工工资涨68元人民币的现状。“民工荒”传递的最直接的经济信
号是，民工工资必须提高，才能保障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满足生存基本需
要的收入要求遭到拒绝，逼迫民工不得不用脚投票，民工荒的潜台词是，“我
们拒绝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
城市工薪族状况也未必佳，就业人群的薪资水平水落船低。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
其是垄断企业。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从1978年为
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到1999-2003年
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
升，2003年为61.8%：15.1%：23.1%。
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世所罕见，每年产生的巨额红利必然会找到自己的主
人。那么，到底谁在收获红利？根据以上数据与现实，第一是政府，第二是垄
断企业，第三是围猎中国经济的国内外热钱。
如果可以将垄断企业所获红利视作政府默许的结果，垄断企业以掌握上游
资源与原材料的方式不断制造企业的利润，而资金与信贷渠道全面操纵于半垄
断的国有商业银行之手，更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作为始作俑者的政府有
关部门，依然在以种种理由坚持这一做法。虽然劳动保障部门屡屡表态，督促
企业实行最低工资制，但由于现实操作手法与表态内容格格不入，因此，既难
舒缓民意更难震慑企业。
应该引起关注的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其用途却暧昧
不明，公共财政主要是用于民生福祉，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来投资拉动经济，没
有明确的答案。而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更令人担忧，国家审计署历年的审计结
果就是警示。如果国家大多数财富进入的是一个漏斗区域，在收入分配公平性
方面危险丛生也就不难理解。对国内外热钱的狙击，在必要时政府不会手
软。
政府是收入不公的关键。相对于政府保障收入公平的一再表态，民众更希
望看到的是执政细节上对于民众财富的尊重，对民众合理利益诉求的保护，以
及拆除劳动力流动樊篱的切实举措。
当经济繁荣民众不富成为常态，使普通劳动者很少甚至根本不能在市场化
进程中得益，后者将用怀念旧经济体的方式抵制现状———这可能成为对中国
未来经济造成伤害的致命隐患。(叶檀)
国家发改委：中央财政要“能赚会花”
在今年前4个月财政收入突破1.5万亿元时，楼继伟不笑反忧，称这背后
有问题。
两个月过去了，财政收入依旧以22%的速度增长，盖过GDP增长的势
头，丝毫未减。其实，在良性状态下，财政收入的增长应该和GDP增长保持同
步，在超GDP增速的财政数字后必然有隐忧。
税务总局对财政收入超GDP增速的解释是，我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产
业，而第二产业增加值也是超GDP增长的。这个解释的确有一定的说服力，但
转而一想，如果在税收体制上偏向从第二产业收税，而第二产业又以工业为
主，那么岂不是纵容地方政府扩大第二产业包括一些高耗能重化工业的冲动
吗？
现在地方政府会逆国家政策而行，出台推动高耗能企业加快发展的优惠政
策，财税体制上的设计恐怕难咎其责。只要高耗能项目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大于
耗能污染方面的成本，为什么不支持呢？
改革体制是一方面，但既然钱已经收上来了，恐怕我们更要关注的是钱如
何化花出去。
数据表明，国家的财政收入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
的比重远高于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投入的资金，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
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
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元。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
100亿元。
在财政收入超常规发展下，社会保障窟窿却很大的确有些说不过去，希望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我国财政完全有能力实现全民低保”的话对财政预算的
编制有一定引导作用。.
More reviews about the 06风波.工资增速为何远落后于GDP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