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宪政，既相当熟悉，又非常陌生。说相当熟悉，是一百多年来，不少先贤曾为在中国推行宪 政，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奋斗。说非常陌生，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宪政的呼声嘎然而止，连宪 政的理论研究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禁绝了，以致最具权威的大型工具书《辞海》，竟连“宪 政”的词条也没有。这也难怪几代“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不知“宪政”为何物了。 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奇怪现象？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别的国家的人民基本上都放行了，可是对中国人却还是 此路不通。理由是实践已经证明，它在中国以往都是失败了。确实，以往中国人曾为争取宪政奋斗 了很久，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正好半个世纪，最后宪政目标还是未能实现，一拨接着一拨 的民主运动全都失败了，但是，以往失败了，注定今后也会失败？争取宪政失败了，能说明宪政本 身不好，因而可以宣布此路不通？这样的结论在逻辑上也太难于服人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历史 结论，它究竟有多少根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 中国人争取宪政的目标，在一九四九年 以前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为而不能”，第二阶段则是“能而不为”。“为而 不能”是说尽管有志士仁人热心宪政，积极为推行宪政奔走奋斗，只是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时机还 不成熟，结果当然搞不成。戊戌变法如此，晚清立宪如此，辛亥革命依然如此。“能而不为”则是 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可以说已是瓜熟蒂落的时机，可是当政的衮衮诸公思想滞后，总是竭力阻挠， 以致错过了时机，中国人与宪政终于失之交臂。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就是这样的悲剧结局。 总 之，从一八九八到一九四九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人争取宪政的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 很惨，从对宪政的希望中，跌进了天堂的陷阱，迎来了集权统治的专政。为了证明专政的合理，教 科书上断言：宪政不是善物，那半个世纪争取宪政一无所得。这就不但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 武器，而且用墨写的谎言篡改了血写的历史。其实，只要推开教科书，我们换个视角回顾这段历史 ，就不难发现宪政虽然是失败了，但人们终究多少还是窥见了宪政体制的大致轮廓，“揖美追欧” 的自由民主思潮始终未曾中断。清王朝倒台以后产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远不是一部理 想的宪法，但它却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就是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要结束集 权专制的封建统治。此后出现的几次“府院之争”，与其说是证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还不如说是 从“专权”到“分权”的民主政治还不完全成熟的一种正常现象。不成熟的民主，也远比封建专制 得人心有力量，所以袁世凯想做皇帝，即使有几十万枭兵悍将为后盾，最终依然只是一场梦；辫帅 张勋的复辟闹剧还没有正式登台就收了场。至于被史家讥为丑剧的“曹锟贿选”，以往总忽视它另 一面：一个手握军权的强人想当总统，却不敢依恃手中的枪杆子，更没有组织手段去搞幕后交易， 而是还要靠国会议员的选票。这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民主观念相当深入，民主程序得到 普遍认可吗？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五四”运动。它最终能使政府当局释放被捕的三十二名学 生，将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撤职，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面对这样的胜利，使八十 年代的人们简直不可想象，不能不钦羡“五四”那代人的幸运。有本“五四”的专史说，这说明了 人民群众的力量。不错，可是不能忘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能够取得胜利，说明了当时的政府还不那 么专制。他们这样处理，或许出于无奈，或许迫于压力，但这无关紧要，我们关心的不是当时政府 的心态，而是透过这件事反映出来的群众自觉，政府的理智，以及处理过程中体现出的法制精神和 民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我决无意说 当时的政府就是民主宪政，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临时约法》还在，而后又有《天坛宪草》、《民 国约法》，国会也还在，总在不断开会。这些多少体现了宪政原则的成果还有它的作用，宪政的框 架尽管歪歪扭扭，甚而支离破碎，可是它照样能够范围执政者的行动，谁也不敢公然抛弃它，反对 它，新闻媒体也不尽是“党的喉舌”，而是沟通民意的管道，许多社会民意都能得到及时的反映。 正是这样诸多因素，才有“五四”的胜利，才有那个时候思想文化上空前活跃的局面。 那为什 么宪政最终还是失败了呢？有很多原因，一个不是最重要但却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武人干政，枪 杆子当权。辛亥以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革命建立的共和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的手中，从 此堕入了民国初期连轴的政争。总统年年换，内阁月月新，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前后不到 十六年的日子，总统换了十三个，内阁则有四十六届之多。虽然许多政争都是围绕着立法、执法、 体制等问题展开的，大多数问题也都通过国会辩论，投票表决形式决定的，可是每次政争实质上都 是代表了封建宗法势力的军阀之间利益的争夺。军阀统治都是实力的武治，与法治是两码事，当然 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可言。即使有约法，有国会，对他们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尤其是像袁世凯那 样的强人。他就是用丘八威胁国会，选他为正式总统。当时有人就说：“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皆 肩比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武力之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这叫“秀才遇见兵”，法理总是 斗不过武力的，所以宋教仁的被杀害，就不是偶然的。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非法总是比合法 更有力量，有枪就有权，有枪就有理。袁世凯在台上就是如此，以后的黎元洪、段祺瑞、曹锟、张 作霖也都是如此。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军阀不除，宪政难成！ 这种武人干政枪杆子当权对宪 政的障碍，到了四十年代又让中国人领略了一次。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民主运动，当时正值抗战时 期，伴随抗战形势变化，民主运动也不断深入，明确提出结束“一党专制”的“训政”，实现民主 宪政的目标。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上下，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论农工士商，都是一片呼声：停止 内战，和平建国。国共两党，党内党外，都有许多睿思明达之士，也都要求结束战时体制，建立宪 政民主制度。当时国际的大环境，英美与苏联都赞成中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罗斯福早在一九三九 年就建议国民党实行宪政，斯大林在日本投降后，曾给毛泽东来电，要中共走法共的道路，即议会 斗争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形势无论是国际的“大气候”，还是国内党内的“小气候”， 都为中国建立宪政制度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缘。终于国共双方签定了《双十协定》，不久又召开了 政协（旧政协）。那时真可谓民主在望，宪政不远，形势颇为喜人。可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底的国民 大会，中共却拒绝与会，不承认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大会结束不久，国民党当 局公开宣布：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结束之时。由此 以至向宪制过度期间，中国之政治已不复为一党负责之政治。”未曾料到的是，行宪的公开告示， 不但未能赢得全国的和平，反而点燃了内战的炮火。毛泽东指挥百万大军，由北而南，先辽沈，再 平津，又淮海，直到把国民党赶出大陆。至于所谓“宪政”，还是让它见鬼去吧！ 我不想把当 年内战的责任，归咎于国共哪一方。或许双方都迷信武力，都想用武力压倒对方，因而可以肯定的 是，这次宪政又与中国人失之交臂，责任在于枪杆子肆虐，握兵者当道，阻挠和破坏了宪政目标在 中国的实现。 最近读著名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晚清七十年》。他在讲到近代中国的 政治转型时说：“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 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唐先生讲的“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 是指应恢复中国传统的以文驭武，进而把军队国家化。所谓“出峡”则指宪政制度在中国的最终确 立。可见唐先生也认为武人干政枪杆子当权，是中国实现宪政的最大障碍。 三峡呀、三峡，难 道大自然如此神奇的造化，不仅为中国河山戳起一道壮丽的景观，而且还要它成为象征中国历史转 型中一条惊险的峡谷？当我们以三峡自豪的时候，可别忘了排除穿越它的险滩啊！不管是谁，冲出 了峡谷就是好样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从中国争取宪政的历程，想到不久前台湾大选的示范意义。 一九四六年宪法公布八年之后，中国又出台了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它还 没有送到全国人大讨论时，毛泽东就有一长篇讲话，对它做了全面的肯定。同时指出四六年宪法是 “反动的”。一九五四年宪法虽然不像毛泽东讲的那么好，但它绝不是“反动的”，可以断言的是 ，它完全是无用的。它墨迹还未干，就被践踏了。不但对普通民众形同空文，就连国家主席的生命 它都保护不了。现在它早已成了历史文献，人们一提起它就是一场辛酸的回忆。可是，一九四六年 宪法不但一直存在，而且为台湾的政治转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祖桦的这本著作较为 全面地总结了近年来有关宪政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国内出现的各种思潮都有条分缕析，并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的途径，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与学院派的纯学理演绎是大不一样的。这不但表现了祖桦理论的严谨与慎重，而且也表现了祖桦现实关怀的热诚与真挚。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中国政治改革和宪政理论研究，都将有相当有益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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