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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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四月 23, 2006
张良与“愤青”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留侯论》中就张良圯上受书一事而作的精彩评论。英雄之勇与匹夫之勇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忍”字，其能忍，为的是他的远大的志向。
张良少时韩国灭亡，良家从贵族之家沦为亡国之奴。良散其家财，访求刺客，伏击于博浪沙，可惜误 中副车。良在逃亡期间巧遇黄石公，于是就发生了脍炙人口的“圯上受书”的故事。良能忍受老人 之辱，看上去有些窝囊。而苏轼则认为：黄石公看出张良堪当重任，勇气有余，惟恐其度量不足，故用此种方法摧折其锐气。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张良少时可谓勇矣。然其存侥幸心理，负气而行，企图一举而灭始皇，只可谓是匹夫之勇。而在圯上 受书之后，辅佐汉王屡出奇策，最终建立大汉。其亦功成名就，但他却审时度势，激流永退，得以全身，真可谓大志者、大勇士。
张良少时所为，可谓当时之“愤青”。然而却能成此大业，却在于在“圯上受书”之后，经刻苦修炼 ，“忍功”日进，故能忍人所不能忍，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并能作出正确的判 断。而当日之愤青如能冷静下来，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成长为这样的“国之干才”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