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史地学家曹廷杰所著《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载清代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东南部有座宽 永碑,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境内又出上了宽永通宝,所以有人将宽永碑和宽永通宝联系在一起, 提出从中国东北到俄罗斯沿海一带曾存在过宽永国的见解。从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围绕这个 见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此,笔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及疑问:（互冲国东北出土的宽永通宝本是 日本江户时代铸造的日本货币,而中国史学界却把宽永通宝的出上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谈论宽永 国的存在与否Z（2）在把宽永通宝作为史料研究其历史背景的同时,应首先了解货币出上情况及 其最初铸造年份,但多数论文没有做过这些基础工作;（3）应正确认识宽永通宝是日本江户时代 铸造的货币,这一点即便是否定宽永国的研究人员,对宽永通宝的历史背景也是缺乏实证性研究。 1997年8月末至9月上旬,笔者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依兰、佳木斯、汤原等地考察中国文物史 时,有幸目睹了几枚宽永通宝。因此,本文以笔者亲眼所见的几枚宽永通主为素材,就松花江流域 出上的宽永通宝的历史背景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一、中国史学界论述宽永国存在与否的主要论文 及见解根据本文的性质,在切人正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史学界关于宽永国是否存在的几篇 论文要点。主要有:①罗继祖《宽永通宝钱》（《枫窗膛语》,中华书局1984年）一文认为, 宽永国是金末元初建立在绥芬河以东沿海地方双城子近边的地方割据政权,宽永通宝是该地方割据 政权铸造的。②王崇时《“宽永国”假说》（《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一文认为,沿 海地方曾存在过使用宽永年号的政权。关于那个时期的政权,提出了以下五种可能性:一是唐朝灭 亡高句丽以后,高句丽遗民所建立的政权;二是渤海时代建立的割据政权;三是辽灭渤海之后,渤 海遗民建立的;四是蒙古灭东夏后,东夏遗民（女真人）建立的;五是元朝灭亡后,女真族的几个 部落建立的。文章最后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是最合乎逻辑的。③罗继祖《再谈“
宽永通宝”钱》（《 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一文,以宽永国的存在为前提,对论文②加以批驳,认为如果同意 其时期分类,那么第四、第五种可能性比较大。④李健才《宽永墓碑和宽永通宝》（《北方文物》 1989年第4期）一文认为,宽永是日本的年号,有必要把宽永墓碑和宽永通宝区别开来研究。 宽永王传说在东部沿海地区和绥芬河流域广为流传,这一带曾居住过女真人,所以是金末女真的大 家族在此建立的割据政权的可能性很大,而宽永墓碑可能是该政权的遗物。吉林、黑龙江地区发现 的宽永通宝是日本铸造的铜钱,它和尚未发现的宽永王时代的宽永通宝完全不是一回事。⑤付彤《 宽永通宝与明清时期的中日贸易》（《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一文,从清朝的货币政策和 包括萨哈林在内的东北各民族的朝贡交易两个方面对宽永通宝进行分析,认为福建沿海地区发现的 日本宽永通宝是通过中日贸易传人的,而东北地区发现的宽永通宝则是通过山丹贸易带人的。⑤陈 春霞、刘晓冬《“宽永国”考辨》（《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一文认为,流人东北地区的 宽永通宝均是日本货币,因此宽永通宝和东北地区任何地方割据政权无关。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宽永 碑就是金代开国功臣完颜忠神道碑,但“宽永”这一文字却没得到确认,年代也不相符。宽永帝传 说和日本宽永年间大陆或沿海港口的战争有关,而东北沿海地区流传的宽永帝传说则是将这些事件 进行了演绎和夸大。因此,历史上中国东北及前苏联沿海地区存在过的宽永国可能是虚构的。①李 健才《宽永国是民间讹传,不是史实》（《东北史地考略》（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一文认为,民间流传的与宽永国有关的苏城、宁古塔、双城子等地名是明末清初出现的,所以宽 永国传说也是明末清初出现的。而所谓宽永碑、宽永墓是金代的墓碑,与明末清初的宽永国传说元 关。宽永通宝是日本铸造的铜钱,它和传说中的宽永王、宽永国也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苏城和 宽永墓碑以及宽永通宝的年代不同,且宽永国传说中自相矛盾之处颇多,纯粹是民间误传,并没有 史实依据。从上述7篇论文的内容看,宽永国是否存在,几乎已被论文③和①完全否定。在此基础 上,笔者下文将就松花江流域出上的宽永通宝进行一下分析。二、关于松花江流域出土的宽永通宝 上述论文提到的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宽永通宝主要有:（1）1958年吉林省农安县辽金古城出 土1枚;（2）1982年黑龙江省依兰县金代五国城出上互枚2（3）吉林省博物馆所藏的38 枚;（4）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出土的,但数量不明。笔者1997年考察中所见到的宽永通宝是 黑龙江省汤原县文物管理所展览的日本古币3枚和依兰博物馆的1枚,共4枚。据汤原县文物管理 所马汉英先生介绍,作为日本古币展示的3枚宽永通宝,二枚是汤原县振兴东城出土的;1枚是明 清遗址东风呜的地面上拾到的;二枚是该县竹帘墓中出土的。此外,其他类似古币的钱币是在民间 收集的,而这些古币都是和宽永通宝具有同样形状和铸造工艺的铜币,其正面铸有梧桐花叶状的花 纹,右侧有“善光寺”,左侧有“大本愿”的字样,背面自右到左铸有“南阿弥陀佛”的字样。当 时觉得这和日本长野县的善光寺有关、回国后查阅有关文献才知道这是所谓的绘钱。它是长野县普 光寺净土宗《大本愿》作为护身符分发给参拜者的/但黑龙江省汤原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绘钱,其 铸造年份和流人年代尚不清楚。汤原县文物管理所展示的3枚宽永通宝中,能判明铸造年份和铸造 地点的只有两枚。二枚是背面内部上铸有“文”字的所谓文钱。文钱最初是在宽文8年（1668 年）铸造,一直铸造到天和3年（1683年）。另1枚背面内部上有彼纹。这种宽永通宝最初铸 造年份是明和6年（1769年）,在江户十万坪铸造的。口其余二枚背面没有“文”字和彼纹, 判明其铸造年份极为困难。依兰博物馆所见到的宽永通宝1枚,因背面没有“文”字和花纹,判明 其铸造年份和铸造地较难,但据说是五国城遗址出土的。回国后将上述李健才先生的论文④中记载 的宽永通宝的拓本和笔者所取得的拓本进行比较,似乎完全一样,而且出土地点也相同。所以这枚 宽永通宝无疑就是李健才先生在论文中所说的依兰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那枚宽永通宝。1998年 9月再次访问哈尔滨时,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王禹浪先生给我看了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松花 江村古城遗址出土的1枚宽永通宝。这枚宽永通宝从文字到外圈凸起部位以及内部凸起部位都磨损 得几乎与其他部位无法区分,所以比一般的宽永通宝薄得多,并且背面没有文字和花纹,边缘部还 有一点缺损。这种情况下判明其最初铸造年份和地点是困难的。·63·虽然以往研究表明:宽永 通宝的直径大约为2.4crn,重量约为3.759卢但实际上直径和重量\外围带状凸起部位 的宽度也都有所差异。所以前述磨损的宽永通宝,判明大致的铸造年代和地点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据此,对这枚宽永通宝研究的结果是:直径和外圈凸起带状部分宽度分别为2.3cm和二.2。 。和这个数据相仿的有:宽永13年（1636年）,江户铸造的（分别为2.3cm,2.Zr nn）;宽永14年仙台藩领铸造的（分别为2.4crn,2.Zmm）;元禄10年（169 年）江户皂户制造的（分别为2.3cm,2.Zmm）;元文元年（1736年）江户深>！l 十万坪铸造的（分别为2.3。,二.2。）;元文3年秋田藩铸造的（分别为二.4。,2。） 等。④直径和外圈带状凸起部尺寸完全一样的是宽永13年江户铸造的和元禄10年江户皂户铸造 的钱。因此,从这些数据来看,这枚宽永通宝是在17世纪前半叶到17世纪末以来铸造的可能性 很大。但笔者从未见过多么薄的宽永通宝,其重量仅为Zg。宽永13年江户铸造的为3.759 、元禄4年（169年）江户皂户铸造的为4.139、元文元年江户深川十万坪铸造的为3g。 相比之下,王禹浪先生的这枚宽永通宝重量很轻,目前难以判明原因。如果不是伪币,考虑其最初 铸造年代为江户初期,那么可能是流通过程中磨损造成的。前文所述金代五国城遗址出土的宽永通 宝和笔者亲眼所见的宽永通宝是同一物,背面没有文字和花纹,判定其最初铸造年代较为困难。但 观其形状,直径均为2.3cm,外圈带状凸起部宽度2.Zr-nm,与此数据相同的宽永通宝 最初铸造年代为宽永二三年江户铸造和元禄IO年江户皂户铸造的。可以认为,这枚宽永通宝也和 王禹浪先生给我们看过的钱币是同一时期的钱币。黑龙江省汤原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3枚宽永通宝 ,背面没有文字和花纹的钱币,因笔者准备不足,无法判定其初始铸造年代和铸造地点。三、关于 松花江流域出上的宽永通宝的历史背景就此问题,中国学者巳在上述论文④和⑤中发表过一定的见 解。根据笔者的理解并整理其内容,认为大概通过两个渠道流人中国的,即以长崎为窗口的日中贸 易和包括萨哈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为舞台的山丹贸易两个渠道。如果考虑清代中国历史的环境,笔者 对推断这两种渠道本身没有异义,但觉得其分析略显粗浅。因此,提出以下见解。1.关于长崎贸 易渠道众所周知,在宽永“锁国令”颁布之前,16世纪到17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积极开展对东 南亚的贸易。当时日本为进口货物所支付的主要是金、银,其中银占很大比重。之后,由于宽永“ 锁国令”的颁布,只允许和中国船及荷兰船（确切地讲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直接进行贸易,此 时白银仍用于与中国船和荷兰船贸易的决算。这意味着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出海外。日本确立锁国体 制的宽永18年（1641年）前后,正是中国明清交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反清运动的核心人 物郑成功积极开展对日贸易。因此,清朝为了削弱郑成功的势力于顺治18年（1661年）颁布“迁海令”,禁止商船出海进行贸易。但康熙22年（1683年）即郑氏归顺后的第二年,即废止“迁海令”,重新公布“展海令”。同年,江户幕府从进人长崎港的中国商船中得知这个消息,于次年（1685年）发布“贞享令”,目的是有效地控制金银出口,同时由铜代替金银,作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