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历史文献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藏文历史文献 ,其卷数据统计约有 5 0 0 0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些藏文手卷现大部分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从内容上看 ,这批手写本涉及范围很广 ,宗教、历史、法律、文学、医药、科技、社会经济等无所不包。可以说 ,这批文献开辟了一个新的视窗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古代藏族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面貌。当时的语言、生活习俗、社交、商业运作、政治管理、平民日常生活等与后来的时代有颇为不同的方面 ,这成为历史学家不惜耗费大量时间进行深入钻研探究的动力因素。因此当我们纵观藏族史学的发展历程时 ,敦煌吐蕃历史文献更显珍贵。它不仅弥补了藏族古代历史文献和史料的不足 ,而且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吐蕃时期藏族的历史文献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这批历史文献中 ,有一部分是吐蕃时期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 ,对这些历史著作做深入的探讨 ,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吐蕃时期藏族史学家的写史工作以及他们在历史学与文献档案管理方面所具有的水平的认识。下面谨就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历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做些探讨 ,冀以抛砖引玉 ,以求同仁之共识。一、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文献学价值历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它两个姊妹学科 ,即档案学和文献学。在吐蕃时代 ,官方对于档案与文献应该说是相当重视的 ,这可以从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类文献看得出来。专门负责这些文案的官员也有一套管理档案的办法和整理文献的操作规范。比如敦煌历史文献的保存和整理以及最后封闭于藏经洞达千年之久,其中是否包含吐蕃时代的档案管理和文献整理的东西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据斯坦因、伯希和及其他到敦煌盗窃这批文物的外国冒险家的说法 ,敦煌藏经洞在开启后 ,各类文书纸卷包括不同文字的 ,以及图画的、纸质的、绢质的都基本是混杂捆在一起的。因此 ,他们推测 ,这批文献应该是为躲避战乱而临时将一个档案库搬到这里。① 那么在此之前 ,那个原先的档案库应该有人负责整理和保管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纸本文献 (藏文、汉文及于阗文等 )都经过反复粘贴的原因 ,比如《十二小邦王名表》、《赞普传记》和《大事纪年》原来是一个粘贴长达4 34米的完整卷子 ,其中Ｐ Ｔ 12 86号文书据在巴黎图书馆工作的Ａ·斯巴尼安女士所说 ,“是一件宽 2 5ｃｍ ,长 92ｃｍ的长卷 ,它本身又由三件残卷对接而成。第一件残卷(12 86、1和 2 )本身开始处就有剪接的痕迹 ,其上部是另一个卷子的几毫米长的残留部分。”斯巴尼安认为这份卷子是组合而成 ,“下面的三段 ,即其第二节第 6～ 2 9行 ,第三节第 30～ 41行 ,第四节第 42～ 6 9行前面各自都附有一个段落起始符号 ,前两段的后面有剪贴的痕迹 ,在行末又附有两条长竖线第 12 8 6号写本第 3件残卷中的第四节已经不太完整了。……所以很难确定这四部分是否是同一人所抄写的。但后面三部分都是以精心书写的蝇头小字开始 ,然后越写越潦草 ,到了末尾字体就变得很大。因此 ,这三部分既使是由同一个人抄写的 ,那也不是一气呵成的 ,而是断断续续抄成 ,最后由辑录者、抄写者或其他什么人重新组合起来的。”②根据这一现象 ,这位藏学家与最早整理这份文书的巴科与图散达成一致的意见 ,即这些手卷有可能是在逻辑上和年代上并不一致的互相独立的文书片断拼接起来的。巴科与图散甚至在他们关于这份历史文书的译注也采取单独成立的作法 ,把各段落视为互不相关的完整体。类似于Ｐ .Ｔ .12 86号、Ｐ .Ｔ .12 87号写卷也是由 16个段落构成 ,斯巴尼安认为这16段是由独立的五片纸组成 ,写好之后粘贴起来的 ,即 :1) 1～ 6 2行 (第一段 )2 ) 6 3～ 314行 (第二段～第六段 )3) 315～ 32 7行 (第七段 )4 ) 32 8～ 397行 (第八段～第十段 )5 ) 398～ 5 36行 (第十～十六段 ) ③显然 ,敦煌吐蕃文书经过了多次整理 ,也就是说 ,它最后成形极有可能是经过档案保管人员之手的加工。这个推论如果成立 ,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在档案和文献编纂上是有一些原则和方法的 :首先 ,敦煌虽地处祖国的西陲 ,但由于受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 ,其档案学和历史文献学较为发达 ,对文献的保存和管理相当重视 ,既使是吐蕃占领时期也是如此。敦煌文献所具有的繁多的种类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文献年代跨度相当大 ,据考析既有魏晋时期的 ,也有五代至北宋初年 (11世纪 2 0～ 30年代 )的东西 ,前后经历了 5 80年左右 (姜亮夫《敦煌学概论》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 39页 )。如果敦煌人不重视档案与文献 ,很难想象它们会长期保存 ,并且在危难之际将之封存隐藏。无疑 ,各种各样的文书尤其是社会经济类文书的保存 ,反映了当时档案库在收集资料方面的原则 ,即“世有史官 ,以司典籍” ,档案库是史官管理文书典册著作的地方 ,④ 因此举凡有字之书、帖、卷、帙均可收入 ,以备一时之需。所以在敦煌各类写本纸卷中 ,宗教经卷 (有佛教的、苯教的、摩尼教的 )、祈祷文、
历史著作、占卜辞、箴言语录、法律诉讼状、卖身契、私人书信等等文献应有尽有。其中有的是洋洋万言的书册长卷 ,有的则仅是一些小纸片 ;有的装订精美 ,有的只是散乱包扎在一起。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只要是有文字的纸张 (或图画 ) ,都被视为档案而保存下来。其次 ,敦煌汉文、藏文写本及其他文字的写本所具有的档案学性质的编订工作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汉式以单页首尾粘接的长卷 ,常以一木棍作滚轴而卷起来。2 )汉式折叠的长卷。3)印度式贝叶装订法 ,即将长方形单页中间打孔 (一个或两个孔 ) ,用线索串订 ,洞眼周围涂成黄、黑、红色。⑤4)汉式蝴蝶装订法 ,即把双面写的纸本沿右边用线绳装订 ,类似线装书。5 )西域式的包扎法 ,即将纸本不做细致的编订 ,仅仅把单页纸本归拢 ,用普通丝绸或布帛等包扎起来。这反映了当时档案编纂学具有较高水平。6 )印度式“梵夹本” ,即将文书以线装订好后 ,为便于长期保存 ,又于其上下装上木版封套 ,再以丝绸或布帛包裹 ,这是对档案、文件、书籍最高档的一种编订与装帧手段。⑥第三 ,一些文书被档案管理人员编目的事实可以证明吐蕃历史文书存在着较全面的档案学与历史文献学的操作方式。据敦煌学家研究 ,敦煌文书中有一批纸卷写本曾经被人编过号目 ,比如斯坦因本 32 8号汉文写本《伍子胥变文》背面有“全孜列国传”字样 ,斯本 12 5 8号背面有“ 攵攵维摩诘经卷下”字样 ,斯本 12 5 7号、12 46号、12 79号等背面也有类似字样。有人十分肯定地判断“全孜”与“ 攵攵”并非文字 ,“而是记数符号 ,这在许多卷子背面的题名上都有。”⑦ 这些经卷写本在当时已被人做过整理 ,这就意味着档案编纂及文献学的校勘审验工作都在被抄写人执行着。而事实也是如此 ,在唐代 ,敦煌有不少学问颇为高深的写经人 ,他们在抄写经文时常常还进行一些属于文献学的版本考述工作。比如 ,北京藏阳字廿一号《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 ,在每一卷开头十几行都有一段说明考证的文字 ,用以写明这部经的流传情况 ,其中要说此经从什么地方来 ,到中国怎样被翻译 ,现所抄经又依什么译文本而抄 ,写得相当详细。⑧ 此外 ,敦煌写本有许多是经过校勘的 ,姜亮夫在长期整理敦煌文献时对此颇有体会。他认为当时的人在校勘写本时有着严格的操作方法 ,比如掉字时的钩勒方法、漏行时的截补方法以及校注说明等。⑨ 藏文写本中的校勘也严格遵行这类办法 ,比如 ,Ｐ .Ｔ .12 87号文书第 170～ 171行之间、398行上端等都使用了截补法。敦煌藏文文书在校对上有一校二校甚至三校 ,并签上抄写者、校对者的名字。⑩我们知道 ,在历史文献学中 ,版本、校勘乃是最主要的内容 ,敦煌历史文献在被封存前已经存在着版本与校勘问题 ,这无疑表明当时的历史文献学的操作规范是普遍遵循的条例。藏文在吐蕃占领敦煌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作为与汉文同时流行的文字 ,其写本手卷无疑也遵循着同样的历史文献学的规范。因此 ,敦煌藏文历史文献对于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一般史料价值 ,而且还包含着它具有的档案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价值。史学的发展 ,必须要仰赖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吐蕃时代的藏族史学无疑已具备这样的条件 ,因此在它的初期就呈现出一个较为健康的发展态势。二、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历史学价值史书体裁 是我们评价一个民族史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吐蕃时代的一批历史著作就其体裁的特点和意义而言,反映了藏族史学在刚刚形成之初就具有起点高、体裁齐备的优势。敦煌吐蕃文献中的《赞普传记》 、《大事记年》、《十二小邦王名表和赞普世系表》、《北方若干国君王统之叙记》、《于阗教法史》等属于真正的历史著作。分析这几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众不同 :这些作品是经过史学家细心编写的 ,其作者参照了大批王家档案和前人的著述 ,经过仔细的考察排比 ,以精炼的文笔进行写作。在体裁上 ,显然作者在写作时十分清楚其作品的体裁特点和规范 ,不同的作品具有明显的体裁特点 ,彼此不相混同。如《吐蕃大事纪年》从头到尾作者一直本着编年体史书的严格规范进行写作 ,全文没有多余的字、多余的话。其文风颇似孔子所删削的《春秋》 ,简明而全面 ,这说明当时吐蕃已具有一定的史学体系 ,而且拥有史学编纂学的规范和原则。像《吐蕃大事纪年》这样的史书已能够遵循编年体史书的两大原则 ,即年代的准确性和连续性 ;事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在《赞普传记》这部史著中 ,可以发现它具有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之纪和传的风格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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