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尽管翻译活动包含了一系列的语言转换,但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在翻 译过程中,两种文化遇合际会,通过协商与调整,最终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中 介,但并不是文化中立者,他总会受到来自所处时代译入语文化中诸多价值取向的影响,作出这样 或那样的选择,最终体现在他的翻译选材、译语选择、翻译方法等方面。正如巴斯纳特(Bass inet)和勒弗维尔(Lefevere)所说的:翻译活动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发生,它 总是产生于某一连续体中。翻译活动所处的两种文化传统的语境必然会影响到翻译活动的诸方面。 正像原文化中的原则与规范会操控原文本的创作一样,译入语文化中的原则与规范必然也会操控译 文的产生。犤1犦这里的语境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即说话者在何时、何地及以何方式表达自己的 思想、感情和信念。翻译活动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的文化语境概括起来就是指:谁在 翻译什么?为谁翻译?何时何地翻译?为什么翻译?在何种情况下翻译?所谓文化中的原则与规范 ,是指一种文化实体中内在的审美标准、
价值取向、思想意识、诗学和表达方式等。译者要使他/ 她的译文在译入语中得到接受和认可,就必须尊重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中的这些原则与规范,使原文 化与译入·118·语文化产生融合,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韦努缔(Venuti)对此也曾有 精辟的论述:无论翻译活动发生于何时何地及以何方式,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翻译过程 的每一步———从原文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甚至译文的编辑、审校和阅读———都会受到到译入语 文化所包含的文化价值的斡旋。犤2犦徐志摩是“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他 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为人称颂的散文大家。而且,作为被目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使”,徐 志摩在中西文化的译介方面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其短暂的文学生涯,他的译作也可算颇为丰富 。除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还翻译过为数不少的小说、戏剧和演讲稿等。然而,徐志摩在翻译方 面的贡献,后人涉之甚少,即便涉及,也是贬多褒少。有人贬其译作为“照我们后人看,徐志摩的 翻译到底‘嫩’了一点”。犤3犦还有人诋其译文为“生硬不堪,佶屈聱牙”,“充满了翻译腔” 等。犤4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五四”文化语境的角度,对徐志摩的翻译活动进行探讨,认为“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思潮中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徐志摩的翻译选材,白话文运动的思想意识影响了 徐志摩的译语选择,新诗运动中的诗学影响了徐志摩在翻译方法上的选择,从而让我们对徐志摩的 翻译活动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最后就文化语境提出我们进行翻译批评的策略。二、“五 四”新文学思潮与徐志摩的翻译选材勒弗维尔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反复指出 ,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此外,别无选择。犤5犦 这也就是说,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译入语文化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价值取向,使外来文学与译 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道,或者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者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译者在决定译文的文本选择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到这种接受取向,这样他/她的译本才能有人读。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大张挞伐中国旧文学,批判古文,批判孔孟,他们要把文学作为 改造社会的工具,引进现实生活,引向社会变革,这就决定了“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 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作品往往揭露和批判专制主义,反对人奴役人,反对民 族压迫与掠夺战争,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旗帜。当社会矛盾激化时,浪漫主义往往 表现为把个人力量神秘化,在自我世界中寻找感情的寄托。总之,“五四”时期我国文坛对外国文 学的接受取向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犤6犦作为新文学干将的徐志摩,1897年1月15 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1818年夏,在完整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之后,21岁的 徐志摩与当时许多的热血青年一样乘舟远渡重洋,开始了数年的留学欧美生活。在厌倦了美国的高 度工业化社会后,他于1921年又来到了风光旖旎的英国剑桥,留学于王家学院。期间,
徐志摩 游学于剑桥思想和文化界的师友,不仅吸收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学的乳汁,还忘情于剑桥的自然 美景。徐志摩在大自然的美中,发现了人的性灵,同时也对社会现象和对文化艺术进行了深入地研 究。与此同时,国内“五四”运动之后掀起的新文学思潮把对外来文化的需求推向了高潮,徐志摩 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国内文坛的价值取向,积极的加入到翻译和引介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中 。由于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充分了解,徐志摩首先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进 行了翻译,目的不仅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而且也是为了映射世俗沦落的中国社会。1923年 ,徐志摩翻译了欧文·梅瑞狄斯的《小影》。作者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外交官、著名小说家布尔 沃·雷顿的儿子。徐志摩翻译这首诗,是表现巴黎堕落色彩———“布拉斯”的作品,徐志摩说: “不仅是悲观,简直是极不堪的厌世声,最近代放纵的人道———巴黎社会当然是代表———一幅 最恶毒的写照。”如诗的第二节:“整夜的哭泣!暴雨已敛息/檐前却还不住的淅沥/月在云间窥 视,仿佛也悲切/满面苍白的神情,泪痕历历。1925年他与沈性仁合译了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 尔泰的哲理小说《赣第德》,把它经英文转译为中文。这本小说也被译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 故事中的主人公赣第德及其意中人男爵小姐句妮宫德和潘·葛洛斯,遭遇了一系列的无妄之灾。他 们颠沛流离,死里逃生,最后终于认识到:他的老师、哲学家潘·葛洛斯的所谓世界上一切都趋于 至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惟有工作才能免除烦闷、纵欲和饥寒这三大害处。 面对中国社会世风日下的情势,徐志摩认定这部西洋来的《镜花缘》,不仅可以照出西洋人的丑态 ,也可以照一照中国人时下的劣根性。在中国,女性历来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五四” 运动之后,女性要得到与男性平等的、诸如受教育的权力也是不容易的。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国妇女 地位问题的重视,徐志摩还专门翻译了《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在译后记中徐志摩说道:“ 从他(叔本华)那个时期到我们现有的文化,无须讳言,确实完全是男性的事业,女性是叫男性压 着的,全世界都是的,不仅中国。社会在进化,这近百年却大大换样了。……我们已经眼见伟大的 科学家、女学问家、女音乐家、女画家、女雕刻家、女小说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 智力与创造力的活动里,她们已经充分证明了她们的能耐,此后将开始一个新的光荣的妇女的记录 。”徐志摩以他的译作表达了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对女性的尊重。徐志摩对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 主义诗人哈代(T.Hardy)极为仰慕崇敬,他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唯一见过哈代的人。徐志 摩翻译了不少介绍哈代的诗作,有二十多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诗篇有《疲倦了的行路人》、《一个 悲观人坟上的刻字》、《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对月》、《多么深我的苦》、《哈代八十六岁 诞日自述》等。在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作品中,往往弥漫着悲怜命运多桀的低抑请调。这种风格的 形成,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的原因有关:首先,当时业已腐朽不堪却又根深蒂固的封建专 制同徐志摩孜孜追求的资产阶级理想的自由、平等与博爱产生了难以协调的矛盾;其次,往年的哈 代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愤世嫉俗的思想给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因为徐志摩天性浪 漫,热爱自由,崇尚个性解放,加上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他对翻译介绍与自己自然天性 相契合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是情有独钟。1921年徐志摩根据英人高斯的英译本翻译了德国作家 福沟(现通译“富凯”)的浪漫童话故事《涡堤孩》。《涡堤孩》是西欧有名的浪漫故事,源于古 希腊神话和中世纪迷信。福沟是19世纪浪漫主义重要作家。徐志摩首先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介 绍给中国读者显然是有意的。其中第三章中涡堤孩的唱词、第十一章中的唱词这两首无题诗和剧本 第一幕第一景中老太太的祈祷词、剧本中的唱词、新婚歌等,都属于徐志摩早期的诗歌翻译。19 22年徐志摩最早翻译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Wordsworth)的《葛露水》 (现通译《露西.葛雷》)有名的那一节。译文是:我常闻名葛露水/我曾路径旷野/天明偶然遇 见/这孤独的小孩。另外,徐志摩在《我的主母之死》一文中,还翻译了华兹华斯的《我们是七人 》。徐志摩对英国诗坛上不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等的歌颂自然和人生的作品也 情有独钟。他特别欣赏拜伦、雪莱的“立志在反抗,旨归在行动”的作品,曾有一篇专门介绍拜伦 的文章,说他不是神,他是凡人,是比神更可怕更可爱的人。在介绍雪莱时,徐志摩说:“他是爱 自由的,他是不愿受束缚的。但仅仅爱自由的精神并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他之所以成为伟大 的诗人是因为他对于理想的美有极纯真挚的爱。”徐志摩先后翻译过拜伦的《海盗》、《年岁以僵 化我的柔心》、长诗《唐璜》片段、济慈的十四行诗《致范妮·布朗》、《夜莺歌》等作品。徐志 摩通过对他们的作品的翻译,旨在唤起人们对自由、美好的向往和为此而进行不屈的斗争。为了实 验中国新诗在格律上的发展,引鉴外国诗歌的创作形式,徐志摩还翻译了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浪漫 派诗人罗塞蒂兄妹的几首较为自由的诗,如D.罗塞蒂的《歌》和《新坟与旧鬼》、C.罗塞蒂的 《图下的老江》和《明星与夜蛾》。罗塞蒂兄妹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拉菲尔前派”的代表人物 。这种艺术诗歌的流派,不满足传统的、学院派的艺术创造方法,追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在他们的商簌体诗中,格律最严谨,最适宜表现深沉的盘旋的情绪。这几首诗都充满甜蜜伤感,是最有代表性的抒情诗。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晚期,他还翻译了前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布莱克(W.Blake)的一首名诗《猛虎》,这也是徐志摩最得意的一首译诗。布莱克的“虎”的意象,启示
More abstracts about the “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