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宋代已进入了最后的成长期,各项制度、法令日益进步和健全。尽管两宋立国三 百余年,始终处于和辽、金、西夏政权的矛盾斗争之中,国家未完成全国统一。但就宋朝内部来说 ,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从来没有出现皇帝被抛弃、其他政治势力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政变事件发 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视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中国学者刘诒徵对宋代政治也有评论: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1>的确,宋朝的士大夫有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尤其是入仕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 开太平”,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这也是以士大夫为主体 的宋代官僚政治区别于前朝,形成自己重要特点的原因之一。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 袍加身立国的。因此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 历史经验,所以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人的限制。确立了“以儒立国”、“重文抑武 ”的国策,曾经立有碑誓: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北宋朝重用文臣、崇儒礼士 的一个基本措施就是继续和完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宋确立了殿试的制度,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一旦考中立即授官,并且提高科举出身官员的地位。唐进士名额少,每年的进士、明经两科合格 取录的没有超过一百人,但应试的举子在两、三千人左右,进士科录取的更少,而且还须经吏部考 试后才能授官。所以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官僚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宋代录取量非常 大,进士科取录三等,每年取三、四百人。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大批文 彦学士通过科举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追求。宋人蔡襄所 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2> ,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这些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持着封建国家的政治运行。宋代的科举制 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势家权贵垄断科举的措施,如糊名制、誊录制,实行公平竞争,平等取士,很 大程度上有利于寒士的上升。加之科举取士数额的扩大,因此在宋代的官僚政权中,出身于中下层的文人士大夫足以与上层士大夫相抗衡。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者占5 5 .12 %。<3> 这说明中小地主及平民出身的中下层士大夫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士大夫各个阶层的利益同王朝的利 益紧密相连,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宋代政治的这种变化与其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宋代封建土地国有制日益衰落,土地私有制发展很快,“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买卖频繁,出现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氏世范》卷三七)的趋势。反映到政治上便是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升降沉浮频繁,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士庶 的界限基本消失,而作为阶级的整体性色彩则明显增强。而理学的形成和兴盛又成为他们安身立命 的思想凭依和行动准则。这样一个有着自己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士大夫阶层崛起,并构成宋代官 僚的主体和中坚。其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必然自觉而强烈地反馈到宋代君主官僚政体中来。文彦博 告诫神宗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与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的地位大大提高 ,其命运也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宋代的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治国平天下”的 儒家精神。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他们之中,如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范仲淹传》)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或者如欧阳修“勇于敢为,虽机井在前,而触发之不顾。”(《宋史·欧阳修传》) 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时,宋代士大夫也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仍一如既 往地关注国事民情。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逐,离职出京,在地方上却依然孜孜民事,表示“ 求民族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王安石也是如此。虽被贬官,仍关心朝廷、变法的一举一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宋张载概括自己平生志向的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宋大多数士大夫的共同志向。宋士大夫这种务实精 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信念和行为,不单是“原始儒教的复苏”,也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 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就其本质而言,它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整体心 态,即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宋士大夫“共治天下”除表现在对 本阶级行为的规范及对社会的关注外,还表现在对君权的限制上。宋著名宰相赵普曾说:“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宋史·赵普传》),反对君主以个人好恶判断大臣的行为。而另一宰相杜范也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 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柬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清献集·相位无事奏答》卷一三)所以“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刘黻传》) ,已成为宋官僚士大夫的共识。在这种思想意识的主导下,宋朝的台谏议政论政非常发达,另外还形 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 人谋而通下情也。”(《却扫编》中卷)宋代士大夫整体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朋党的认识上。“朋党”古已有之,孔子云:“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荀子曰:“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荀子·臣道》) 。故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指南的封建君臣只认为小人有党,君子有党的观念是不存在的。他们对朋 党又恨又恶,讳莫如深。但到了宋代,对朋党一概贬斥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官僚士大夫则提出 “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王禹作《朋党论》云:“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 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小畜集》卷一五)对朋党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指出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王说这一理论标 志着从宋初起,一些官僚士大夫即脱离传统的“小人有党”、“君子无党”的朋党观,开始对统治 阶级内部的朋党和朋党之争进行重新认识。欧阳修在王氏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七)公然承认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并以“尚道”和“尚利”作为其根本区别,这是宋人的创见。仁宗尝以 朋党之诫质询范氏,范仲淹答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故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与国家何害?”(《范仲淹研究文集》)说明在士大夫看来,贤明的君主只要能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奴之以术,那么就可以造 就理想的政治格局了。所以北宋士大夫在以“同道”为标志的旗帜下公开分党派,在朝中争政权以 实现自己的政见。如神宗朝出现的新旧两党,在以后的几朝反复争权,直到北宋灭亡。柳诒徵认为 宋士大夫这种分党派争政权的行为完全不同于汉代历史上的“党人”和唐代的“牛、李党”,而是 中国之有政党的开始。因为汉代的党人只是反对宦官专权,以自树名节为目的,无政策之关系,和 他们为难的宦官也不是敌党。唐代的牛僧儒、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但所争的不过是官位,只是互 报私怨,也无政策之关系。所以,虽号为党,但都不是政党。而宋代的新旧两党“皆有政见,皆主 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 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1:519>其实,认识北宋出现的“朋党论”必须和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宋代“君子有党” 论的出现是与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借助于统治者十分忌讳“朋党”之名,朋 党成为保守势力排斥革新力量的有效工具。比如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君子有党论” 就是革新派攻击保守派以“朋党”之名阻碍社会改革的明显事例。另外,北宋士大夫结党以“义” 与“德”相标榜,仍然体现了宋代官僚士大夫对一种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和对一种完美形象的自我 塑造。宋代的大部分官僚在学术上很有造诣,通常也是当代的名儒。他们政见不同,则学术思想也 不尽相同。庆历党争是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太祖、 太宗、真宗三朝,至仁宗朝已硕果累累,出现了一批致于故道,以儒家名节自励,忧国忧民,主张 改革的年轻士人,他们因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结为“党”,向保守、落后的旧官僚发起进攻,以施 展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宋代朋党之争的结果往往是胜者当国,败者下放,而 非你死我活的大加杀戮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 、立言这三个层面上游移。由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人们对这“三不朽”的态度也不同 。汉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托,在文化上也表现出一种开拓和创新 的气息,充满了英雄时代的进取和自信,这就为士大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场所。因此,这一时 代的士大夫把人生价值取向放在“立功”上。汉代班超的士大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汉书·班超传》)之言就是他们孜孜以求功名的整体写照。赵宋王朝是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 ,连年的军阀混战,武夫拥兵割据也使得文化失序,伦理道德沦丧。所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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