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研究主要以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南下香港的上海作家为研究对象,试图说明文化的疏离 与文化的融合这一主题.如果从大处着眼的话,就是试图从文化人移居香港这一研究视角去体现香港、上海两城市的文化互动或者说是文化交流这一大的间题。选择作家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家的写作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比较直接,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冲击要比学术家等其他文化人来得更为明显。 正如《移民与文学》一文的作者所说: 如果一个作家移居一个地方二十年,竞不能从这个地方汲取任何本西,那么他这二十年鱿完全浪费掉 了,多么可怕。不仅知此,他已离开原居地,他原居地的一切,他也完全生跳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完全慈 空写作、自怨自艾、回忆人们不感兴趁的往事.①因此,笔者想透过上海作家在香港这一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即与当地的文化是琉离或是融合),来说明本文的主旨。 来香港的上海作家有不少,其中有张爱玲、徐舒、曹聚仁、刘以毯、陈葬衣、包天笑、项庄、姚克等 人,以及稍早来港的叶灵风.②这些人来港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各有不同,来港后进行着各自不同的 文化工作,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呈现出多样性的状况.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提出以上的主题, 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香港尽管与内地同文同种,但是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 ,使得南来香港的上海作家到这里都裕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譬如,包天笑对香港的生活就十分不 习惯,他既不喜欢广东菜,也听不懂广东话,感到文流困难。他在晚年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已 是斜阳欲暮时,不成一事鬓如丝.文章无用人漂泊,调怅梅前再赋诗.”⑧表现出的是一种悲凉的 心态,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叶灵风来到香港时年38岁,正当年。此前他在上海已出版了许多作品 ,长篇小说有:《时代姑娘》、《红衣天使》、《穷愁的自传》、《未完的忏悔录》,短篇集有: 《菊子夫人》、《处女的梦》、《鸡绿媚》。就是这样一个创作欲望相当强烈的作家,在来香港以 后,其正常的小说创作步伐却嘎然而止.叶灵风死于1975年,他前后在香港待了38年,在这 段超过了他一半人生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这其中的原因显然可以从文化环境的 变更中去寻找。相对而言,张爱玲来港的反应是最平和的,因为在1952年来香港之前,她曾在 香港大学读书,在这里度过了几年的大学生活。由于她在香港待的时间不长,更由于她对香港有较 多的了解,因此,尽管张爱玲的上海情结最为浓重,但是这情结与香港之间并没有产生矛盾.在她 离开香港赴美国时,还表露出了难以抑制的优伤,这与她由香港大学毕业返回上海的情况形成了对 比。总的来说,这些南来香港的上海作家在文化适应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在徐舒和刘以毯的身上更体现出了文化疏离与文化融合(适应)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本文正是以他们两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来说明上述主题。在介绍徐舒和刘以毯的文字里,常常可以看到“上海来的作家徐舒”,而刘以毯则已被看作香港作家 的代表。实际上这两人来港前均在上海,上海曾是他们文学活动的重要基地。徐舒生在浙江,而刘 以毯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尽管他的祖籍是浙江,但他母亲是上海川沙人,他生在 上海,从小学至中学乃至大学都是在上海读的。但是他们对香港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徐舒在香港住 了二三十年,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而且表现出对上海的浓浓眷恋。刘以毯与香港的关系相对 来说要融洽得多,在他那里似乎还有一种淡化自己上海背景的倾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中有他自己的小传:刘以电,1918年生,原籍浙仁镇海,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在重庆、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新闻界 服务,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辉。在这不多的文字里,他与上海的密切关系似乎被有意地隐去,显现 出的则是他在不同地方工作的丰富经历。而在同一本书中,编者却把张爱玲的出生地,以及什么时 候离开上海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①这十分有趣.如果以在香港的年限来看,张爱玲在港的时间不 长,而刘以毯自从1957年由新加坡抵香港后就长期的定居这里,据此说他是香港作家并不为过 。这部小说选出版于1997年,正体现出了刘以毯晚年的这种真实心态。就文化的疏离与融合这 一主题而言,徐、刘两人的表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意态,然而这两种不同的意态又并非截然相对 .因为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都对香港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是在不 满的同时,前者与香港社会始终存在着距离,有些格格不入。有人说他在香港所写的作品摆在任何 社会背景下都能成立,这正好说明了他没有去着力表现香港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和事,其疏离的文 化倾向是明显的.而后者尽管也对香港的现实不满,其作品反映香港的社会面也有限,但读者在他 的作品中还是能够清楚的感受到只有香港才有的那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气息.特别是到后期,作者本人也以香港作家自居.在徐舒和刘以毯这两种不同的表现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就研究方法来说,本文从徐舒与刘以毯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分析他们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心态 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具体文化活动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研究的徐刘二人都 是香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而且已有人给他们写了传记,但那都是从文学角度去写的,笔者想从社 会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这应该与文学的议论有所不同.相对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来说,本文的研 究重点并不在于这些作家的文学思想以及他们作品的艺术特征,而是关注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更对 他们的影响,以及不同的人在这一变化的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尽管是作家, 但就研究的内容而言,是文化的、社会的,而其研究性质则是历史的,与文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通过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或者说是采用其解决间题的思路来 分析徐舒和刘以毯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对于他 们的文学文本,则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强调作者、作品、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多角度地来说明他们与香港本土文化之间的联系.一来港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写作经历早年的经历和社会文化背景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深 远的影响,因此它对于人物研究来说具有着不可忽视的分析价值。这在徐舒和刘以毯这两个人身上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徐舒生于1908年的浙江乡村,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由于他是家中的唯一男孩,所以父亲对 他管教得①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上海圣玛丽亚中学毕业后,来港就读香港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返回上海.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化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并为电愁电影公司编电影剧 本。1956年移居美国.叹刘以毯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香港:夭地图书有限公 司,1887年版,第309页。十分严,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师住在家里专门教古文,他后来 回忆说:“我当时根本听不懂他讲些什么,不了解真正的意思,硬着头皮背诵,譬如像‘道德,之 类的字眼,四、五岁的孩子如何能接受呢?除此之外,每天都要写字作文。”①6岁时他就被送到 学校住宿.入校之初,由于年龄较小,徐舒不能随班上课,只能跟着老夫子的校长读《左传》.这 位老校长在当地教中国传统学间很有名,许多人都慕名而来,跟老校长学古文,但他们都是成人, 徐舒是其中唯一的孩子.⑧其实他所就读的学校离他家并不远,约一里多路,在学校还能远远地看 到他家所在的村落。那时的学校条件较差,厕所又远在室外,这使得徐舒一时很不适应。据他自己 说:每当放学时,看到同村的同学排队回家,就十分羡慕,并想偷偷地溜回家去.事实上他也真的 偷跑回家过几次,但每次都被送了回来.一次,有人告诉徐舒,他家着火了,当时在学校还能看到 因失火而冒起的烟,他想回去看母亲,却被校长制止了,徐舒为此暗自伤心了许久。⑧在还十分需 要父母关爱的幼小年龄,稚嫩的徐舒就倍尝孤独的滋味,有家不能归,这对他的性格形成有着较大 的影响。徐舒在这所小学读了两年,随后跟父亲去了上海,而母亲留在家乡。在上海,他的生活同 样十分寂寞,由于没有钱,他也不出去,除了上课的日子可以见到同学之外,周日和假期他都待在 家里,用看书来消磨时间.不久以后,徐舒又辗转于北京和家乡之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并 不稳定.④成年之后,他在看了一部意大利影片《箱叶红红》,其中的一段情节与他童年的经历极为相似,就此他曾发表过一阵感慨,说:孩子被送到森严的教会学校住读,那十岁大的孩子参观了校园、教室,以及扰如牢狱的宿舍后,缓援转 身对着他父亲望,双眼盈满了乞求、恐惧的泪水,把那种一个小孩所承不了的孤单、寂奥都倾进观众心里, 这一幕此时恰似对我的更真确的论释.⑥许多年过去了,这部电影还能引起他如此的感受和共鸣,正 说明早年的这段生活已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深处而难以忘怀.成年后的徐舒个性很强,然而童年的 这段经历所带来的孤寂的阴影却时时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来。他后来在一篇题为《谈友情》的文章 里这样写道:“我的家庭是过渡时代的畸形家庭,我的父母是旧式的父母,因此当我发现友情以后,友情就成为我一切情感逃避的所在.”⑥这可以说是在得不到家庭温暖之后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就社会文化背景而言,徐舒比刘以毯要更多元化一些。他生于浙江的农村,最初的教育也是在那里接 受的,还曾在上海短暂的读过书,后去北京上中学,1927年入北京大学研习哲学,毕业后留校 任助教,同时修读两年心理学.1933年去上海,并于1936年远赴法国继续学习心理学.抗 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回到上海从事写作.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在他 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就时有表现。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怀念故土农村的幽幽乡情,以及对大都市的繁华所抱有的钦慕.而他的学术经历使他的作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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