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 ,它从不同社会科学 (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 )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在 2 0世纪 70 - 80年代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传入我国后才正式开始的。时至今日 ,社会语言学理论在我国不仅已深深地扎下根来 ,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中国不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 ,而且具有悠久的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学术传统 ,这一切都为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社会语言学方兴未艾 ,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外国语言学、汉语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这 3个领域。外国语言学界凭借着语言方面的优势 ,在接触国外理论和新思想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对社会语言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语言学理论建设、汉外语言接触、外语教育等都是外语工作者特别关注的内容 ;汉语界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包括了我国传统的方言学研究 ,学者们以深厚的汉语学知识为基础 ,开辟了汉语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 ,在汉语语言状况调查、
语言规划、语言与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些成就在国家的语言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民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则以我国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源为依托 ,在语言接触、双语 /多语研究、民族语文教育、语言规划等方面硕果累累。在我国社会语言学由创立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新时期 ,这 3大阵营的研究表现出整合的趋势。应该看到 ,汉语语言学界、外国语言学界和民族语言学界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各有所长、各有侧重。各方力量携手合作 ,加强交流 ,达成优势互补 ,从而促成协调发展 ,既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的前提条件之一 ,也是未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总的看来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 :1.学科综合理论建设经历了由介绍到探索、由模仿到创造的过程自 2 0世纪 70 - 80年代起 ,随着一批国外社会语言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一些评介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文章相继发表。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述评》(1985 ) 介绍了社会语言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源流以及一些基本概念 (如变异、语库等 ) ;王得杏在《社会语言学的诸领域》 (1985 ) 中主要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内部学科分支。《英美社会语言学概述》(严辰松 ,1989) 、《西方社会语言学面面观》 (周庆生 ,1999) 、《社会语言学 4 0年》 (杨永林 ,2 0 0 1) 等也都是综述性文章的代表作。一系列综合性学科专著的出版则标志着国内学者对社会语言学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 (1992 ) 、徐大明等的《当代社会语言学》 (1997) 和吴国华的《社会语言学》 (1999)等。由于我国素有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学术传统 ,一批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的著作也相继问世 ,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 (1980 ) 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热情 ,他的《社会语言学》 (1983) 一书则成为我国最早出版的社会语言学专著 ,该书在理论构架方面颇具特色 ,使中国社会语言学从此走上了结合汉语实际的自主研究道路 ,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 (1986 ) 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此后 ,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 结合了古今汉语共同语和方言 ,并兼顾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材料 ,成为一部比较成功的概论性教材 ;戴庆夏的《社会语言学教程》 (1993) 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民族社会语言学综合性专著 ,该书实践性强 ,联系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较多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1999年出版的《
中国社会语言学》(郭熙 ) 已经完全立足于汉语实际 ,体现了中国学者对社会语言学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思考。书中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如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等 )的讨论颇具新意 ,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和目标的论述则体现了汉语学者强烈的使命感。与内容全面、系统的学术著作相比 ,文章所反映的内容则更有针对性。《苏联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简介》(卫志强 ,1980 ) 、《法国社会语言学管窥》 (郑立华 ,1990 ) 、《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刘宗和 ,1998) 等介绍了前苏联、法国、日本等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状况 ;《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面面观 :文献报告》(周庆生 ,1992 ) 、《论民族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王远新 ,1994 ) 等主要谈了民族语言学方面的情况 ;《菲什曼的〈语言社会学〉》 (游辛 ,1979) 、《试论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观及其方法论》 (丁信善 ,1999) 、《约翰·甘柏兹的学术思想》 (徐大明 ,2 0 0 2 ) 等则评介了社会语言学领域一些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论语言融合和社团方言》 (伍铁平 ,1982 ) 、《论语言共同体》 (毕海荣 ,1998)等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更为具体的理论或概念上 ,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就理论探讨而言 ,许国璋的《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 (1985 ) 和《关于社会语言学的两条补注》 (1985 ) 对社会语言学和当时盛行的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做了深层的比较和分析 ,对认清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实质十分有益。此后 10余年间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探讨显得有些沉寂 ,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出现了一些颇具力度的理论文章 ,其中《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综述》 (顾曰国 ,1999)一文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着眼 ,把语言与社会这个主题放到 2 0世纪的语言学这个大背景下进行了考察 ;《同异之争 :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 (刘援朝 ,1999) 名为辨析术语名称 ,实际上是对学科本质的全面反思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陈建平 ,2 0 0 2 ) 结合西方哲学的两大范式追溯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根源和归属 ,令人十分信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及时总结 ,以便为进一步的发展找准方向。面临世纪之交 ,回顾和展望性质的文章时常可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2 0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陈章太 ,1998) 、《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语言学研究》 (曹逢甫 ,1998)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九五”回顾和“十五”展望》(戴昭铭 ,2 0 0 0 ) 、《世纪之交的语言随想 :摘自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的手记》 (陈原 ,2 0 0 1) 、《近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几个热点》 (陈章太 ,2 0 0 1) 等。这些文章在充分肯定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语言学研究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其中戴文还提出了“十五”期间应注重研究的 15个主要课题。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早期 ,综合性的理论建设是伴随着对国外理论的引介一起进行的 ,模仿成分多 ,研究也比较零散。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 ,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的自主性研究明显增加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道路成为中国学者的共同追求 ,汉语界的学者尤其活跃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理论建设相对薄弱仍然是我国社会语言学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2 .语言调查渐成规模 ,调查手段不断改进 ,调查的范围由局部扩展至全局语言调查既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项基本内容 ,也是保障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客观性的前提条件。调查工作做得多少与好坏 ,是直接关系到社会语言学发展进程的大事。中国学者在小规模的局部调查方面一直比较活跃 ,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如胡明扬的《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 (1983) 、祝畹瑾的《“师傅”用法调查》(1984 ) 、曹志耘的《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1986 ) 等。另外一些小型调查 ,如“北京市城区公共场合繁体字使用情况调查” (陈松岑 ) 、“家庭语言使用调查” (祝畹瑾 ) 、“语言与族属和某些民族地区双语情况调查” (周庆生 ) 、“延边地区双语情况调查”(崔吉元 ) 、“福建双方言调查” (李如龙 ) 等也很值得关注。较大规模的语言调查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增加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 10多项 ,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 (1986- 1988)”、“北方话词汇调查 (1986 - 1992 )”、“北京口语调查、社会用语规范调查” (1984 - 1990 )、“语言使用及规范调查”、“我国当前社会用字情况调查”、“中国工业区语言调查”、“上海 浦东新区普通话使用状况和语言观念调查”等。在这些调查基础上编写成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广告、标语、招贴……用语评析 4 0 0例》 (1992 ) 、《规范语言学探索》(戴昭铭 ,1994 ) 等都是材料丰富、内容翔实的调查研究成果。此外 ,还建成了“北方话基本词汇数据库”、“北京口语语料库”等语料库 ,使更多的人可以从中受益。(陈章太 ,1998:839- 84 5 )相对于汉语语言学界和民族语言学界所做的工作来说 ,外国语言学界的调查做得还很不够 ,这固然和语言条件、国情等因素的制约有关 ,但也说明外语工作者的实际调查意识有待于加强。所幸的是这一状况正有所改观 :徐大明等参加了新加坡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普查 ,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创新 ;高一虹主持的“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调查”和吴国华主持的“全军作战部队干部外语素质调查”这两个项目都是外语研究者针对我国国情所做的非常现实、非常有益的大规
More abstracts about the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