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53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为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①迄今已整 整五十年。在学科建立的五十年尤其后二十年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与国际学术视域的 拓展,学术界的思维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并经历着同样的变化。何谓 “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的正是带有某种迷惘却又是执著的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与追问 。一 较之封闭于世界文化之外的、单质文化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时空区 间、生存土壤与历史语境,是一个多重文化混杂、多种语义互汇的“历史场”②;传统与现代、东 方与西方、民族的自主独立与文化发展的世纪性转型、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等等的多重叠加,是这 一“历史场”的真实呈现。而且,这种多重叠加式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又是在与殖民者武力、 文化入侵的对峙状态中,在“己者”与“他者”既排斥抗拒又吸收融入的复杂关系中,艰难而匆忙 地从事着意义实践。其结果,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呈现的是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 程的“混杂”状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的得失,必须明确这种历史场景,并作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前提。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期。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面对“混杂”状态,中 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不是采取历史解释学方法,而是直接援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 将中国现代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1951年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共同编就的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后刘绶松的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奠定或预设 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理念与性质:“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 义的文学”。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观念、革命价值体系,构筑起奠基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的学科意识与叙述架构。显然,这种政治革命一体化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是对“混杂”的“历 史场”的简单“提纯”,或者说,是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的特定“裁剪”,结果是以损耗、遮蔽 现代文学的历史丰富性与多义性为代价,体现出所谓文学历史运动的“新质”与“规律”。对于这 种生硬剪裁和简单提纯的弊端,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并非没有意识。时隔三十年,王瑶自我反省道 :“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 发展,但同时也反映了民主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 对于国统区某些政治态度暧昧的作品的谴责,即其一例。”③而刘绶松自知政治革命一体化架构的 狭窄,干脆在文学史稿末尾专设一章“旧民主主义文学”,将“进步”、“革命”文学以外的众多 作家作品归于一处,并给以“消极”、“落后”一类的价值判定。囿于对权威意志的臣服,对某一 现成的文化理论或政治学说的简单套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奠基期人为冷淡或放弃了对于学 科规律与特征的深入研讨。这不仅助长了日后盛行的按作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排座次、贴标签式 的庸俗社会学、庸俗政治学倾向,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狭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 文学史’”④,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丧失了文学史学科应有的历史哲学意识与文学审美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政治革命史。二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重大突破的时期。有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 的一批弟子,率先从50年代形成的政治革命一体化学科架构中突围,实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转型。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将鲁迅研 究从以往的政治革命意识拓展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空间,从而获得了较之以往丰富得多的意义 阐释。同一时期,杨义的中国小说史流派研究,赵园的现代文学史知识者形象与命运研究,刘纳的 辛亥—“五四”文学比较研究,都显示出对既定文学史架构的反叛与超越。其中,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系列论文,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引发或体现着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转型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对中 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张扬与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以“ 古老的封建王国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为他们预设的“现代中国”的断代属性,从近 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尤其是“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文学观念中发现“‘改造民族灵魂’ 的文学”,认为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他们从现代中国 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中,提倡“文学的现代性,即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 ,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⑤。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的学科理念与叙事逻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者的学科自觉与探索 精神。他们不满足于前辈学者对某一现成理论的简单套用,也不止于对陈旧文学史架构的修补与填 空,而是潜伏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历史深处,试图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特质,并建立一种新的文 学史范式。不论他们的学科意识与文学史范式是否合理,其学科意识的萌发,正是现代文学学科步 入“自觉”与“自足”的一种标志。二是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确立。在繁多混杂的现代 中国历史场中,研究者们清晰而坚定地确立了“文学现代化”的思维坐标和价值体系。他们坚信, “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 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⑥。在此,需要特别申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问题。随着90年代“后学”的引入与传播,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 代性遭遇到来自各种学术理论的质疑与消解。一些研究者以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去中心解构着8 0年代研究的启蒙现代性叙事方式及其意义;全球化理论、后殖民理论研究者以其“文化相对主义 ”和反对文化霸权意识,张扬着“价值相对论”,从而消解着历史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与现代性价值 的存在合理性。他们敏锐地辨析出80年代研究者潜在的生硬与陈旧:“新与旧的修辞法在新文化 运动中奠定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观,而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又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观互相交 叠:‘西方文化’优越于‘东方文化’,一如‘现代’胜于‘传统’”⑦。他们运用福柯的现代性 反思话语和知识考古/谱系学方法,质疑着“以‘启蒙’为名的思想是如何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以各种各样的战略,排斥和贬低其他形式的经验”⑧。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后学”研究者对80年代转型的质疑与追问,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 他们“不再追溯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因果性和必然性”⑨,势必存在着对历史在场性的有意逃避和悬 置,此为一;其二,由于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势必形成一味取消启蒙理性 、文学思想、现代性文化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价值生成作用与存在意义功能⑩,从而变为 由放逐价值到价值迷失与价值虚无的状态。平心而论,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坚 守,对文学现代性价值坐标的确立,正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场性的尊重与强调。中国现代文 学的“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时间标记,而是一种价值概念和意义符号。取消和解构了中 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存在的意义根基。 今天看来,80年代转型期研究的缺憾,不在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意义坚守,而在研究方法 论层面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整体上讲,他们依然遵循着以某一理念分析、判断历史的传 统方法。在他们的前辈那里,是借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观念和革命价值体 系去裁决历史;而在他们自己手中,则以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作为统摄中国现代文学的“绝对 理念”,作为分析、判断历史的价值标签。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在价值形 态层面实行着对导师辈的反叛与超越,但在方法论层面,不仅没有任何的超越性,反而却保持着相 当的一致性。简言之,80年代转型期研究的失误在于人为地扩大了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解 释功能。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只具有价值论意义,而不具有方法论作用。一旦将它视为统摄一切、裁断一切的方法论,必然就会显出生硬与偏狭。三 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称为“失范期”。80年代转型期所确立的启蒙现代 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思路与价值体系,一度成为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型研究“范式”, 或者说,一度成为人们的认同程度极大的隐性思维结构,被普遍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类研究之 中。然而,时至90年代,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突然遭到来自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来自新 近国际学术话语的多向夹击与多重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时呈现为“失范”的状态。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话语意识,体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参与(介入)意识。学术研究的参与意识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研究者(知识者)的“先觉”感,二是社会大众的“广场”空间 。90年代初,涌动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文化,使人文知识者迅速地边缘化;当下功利主义与瞬间 快感意识,迅速解构着学术研究者的“先觉”意识,占据后者原有的社会空间。在这样的年月里, 对于启蒙与现代性、学术研究的价值追寻与历史反思,当年的言说者与聆听者都已经失去了它们原以凭藉的社会结构支撑 。自然地,80年代兴盛一时的有关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范型,很快陷入被悬置被质疑被疏远的状态。导致这种失范状态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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