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刊发了周泽雄先生的一篇名为《说说毛泽东诗词》的文章。 <1>这篇超万字的长文试图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全面评述。然而,读了之后,令人大失所望,其文 和作者自己在该文中所标谤的“诚实的文艺批评”、“规范的文艺批评”距离太远。周文一开始, 就不无偏颇地写道:“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 。西哲柏拉图当年将诗人请出‘理想国’,想必有他的道理。”①并抱怨说:“在毛泽东诗词研究 领域,商榷文章固然也有,但都是与当年毛泽东诗词首席评论家郭沫若先生商榷,而非对诗人质疑 发难。”<1>这篇直接“对诗人质疑发难”的文章共九大段,概括起来认为毛泽东诗词就是产量 太少,数词过于概念化,意象不妥,个性模糊,用词重复不注意节约,格律不严谨,艺术水平“忽 上忽下”。堪称毛泽东诗词的几大“罪状”。据作者说,为了获得客观的观点,他将毛泽东诗词全 部输入电脑,又输入相关的查询条件,文章自然是统计结果的分析了。不是毛泽东诗词不能批评, 毛泽东的五卷雄文都不是完美无缺,何况几首诗词。关键是文中不负责任的议论,狂妄自大的断语 ,自以为是的“修改”,实在让人无法接受。笔者本不打算太叫真,给主编或作者写封信谈谈看法 也就罢了,又觉得太亏,遂决计写成文章还要投寄出去。一、关于“魄性”和“数字”问题在周泽 雄先生的《说说毛泽东诗词》的第九部分《魄性的诗》一节中,周先生认为毛泽东诗词“魄性大” 。什么是“魄性”?周自注说,“是上海方言,在上海青年人的口语圈内,指的是某种胆气,比如 某人在股指升高、市场难测时果断投入大量资金,就会被伙伴们说成‘魄性大’”。<1>他认为 “毛泽东的大量名句,我们往往既没有觉得传递出多少微妙的诗情诗味,又不曾在智慧上受到多大 启迪。如‘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句极不合理,‘霜天’意味着万物萧条,生灵潜迹,怎么会‘竞自 由’?”<1>周认为最不可理解的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确信这是“误操作 ”。这两个神采飞扬的句子在周先生的眼睛里大错特错,“甚至有点不知所云”。<1>就想象体 系而言,焦距没有对准,两句前后的意象在技术上存在着互相抵消的可能,以“天连五岭”为观照 对象,不可能看见“银锄”,若以“铁臂摇”为着眼点,“地动三河”之势亦不复有。周先生大概 忘了,毛泽东写的是律诗,律诗是讲究对仗的。“天连五岭”与“银锄落”无法搭配,可接着往下 看,“银锄落”与“铁臂摇”不是相映成趣吗?“焦距”不是对得很准吗?其实,“天连五岭银锄 落”是“坐驰可以役万景”(刘禹锡语)的产物,因为要在有限的句子内描写出广大农村亿万农民 改天换地的精神极其困难,只得截取富有表现力的横断面,而后以艺术的逻辑重新组合,使诗句犹 如电影画面的前后相续,又如美学上的散点透视。“地动三河铁臂摇”也不难理解,无非是写人定 胜天的雄心壮志罢了。要说“焦距不准”还有一些,比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怎么解释 ?反差太大?是不是本能地寻找充满魄性词语的勉强组合?再如“五岭逶迤腾细浪”,既是高大的 五岭,“腾巨浪”才好。视点也不对,这不应是红军战士的感觉,好像在飞机上所见,而这时中国 的飞机还不属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数词作用很大。据周先生统计,毛泽东 诗词“万”、“千”、“百”频繁出现。尤其是“万”34处,“千”24处,认为论者常誉之“ 气魄宏大”,部分得归功于此中的“万”、“千”气象。又说“如此庞然数词领起的句子,往往难 于手接体察,读者非得昂首张臂,想象自己正负青天方能依稀追其大概”。<1>在第二部分《数 词研究》中作者写道,先是“十万工农下吉安”,夸张得还算节制,五个月后骤然扩容至“百万工 农齐踊跃”,又过了七八个月,忽已成“唤起工农千百万”了。由“十万”到“百万”,由“百万 ”到“千百万”,依次递增,几成等比数列。似乎数词真的夸张得没有节制。其实,这是周先生的 一种障眼法,混淆视听。打吉安在1930年共有9次。第一次可能不到十万人,据陈东林《毛泽 东诗史》记载,最后一次是同年10月4日,发动了赣西的十多万工农群众,在他们的配合下,红 一军团当夜便攻下吉安,在城内举行了十万人大会,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江两岸红色政权 连成一片,红军队伍得到了迅速扩大。<2>周先生认为数字增长得太快,其实,实施“席卷江西 直捣湘和鄂”的庞大计划,仅仅十万工农够用吗?不扩容至“百万工农齐踊跃”能行吗?在分析第 二次反围剿形势时毛泽东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 红军”,<3>(P177)星火已成燎原之势。试想,在“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的严重形势下,总不能“唤起工农三两万”吧。“须知这是写诗啊”。<4>(P193)如此看 来,这些逐渐增长的数词并非没有节制,可以说,和科学统计比也不过分。二、胡乱的修改与轻率 的批评周先生写道:“我估摸世上最能让毛泽东心跳脸红的美事,即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据实道 来,在全文不出现一次‘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只以诗人的标准对他作一番鉴定。”<1>对周先 生告别“伟大”之说我挺反感。毛泽东诗词植根于华夏大地,吸日月精华,沐春风秋雨,茁壮成长 为一棵顶天立地的长青树,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面对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高耸入云 的雪山及跋涉渺无人烟草地的英雄壮举,除了“伟大”我找不到第二个形容词。面对百万大军挥师 南下万船齐发直取对岸的历史画面,除了“伟大”我无话可说。正如周文指出“在格律上毛泽东问 题多多”一样,周先生大作也问题多多。字不重犯是中国古典诗词一大创作原则。在第五部分《字 不重犯》中认为毛泽东用词重复之错误“轻而言之按疏忽、失察论处,重而言之按不通、业余苛责 ”。举例说《沁园春·雪》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均一诗而“万”三现。<1>周先生统 计有误,后者确是“万”字三现,《沁园春·雪》除“万里雪飘”外无一“万”字。出现这样的错 误不知是电脑失误还是人脑失误,也不知该按什么“论处”,按什么“苛责”。字不重犯当然好, 重犯一点也没关系。有些古典诗词一首一字三现以至四现并不少见,并不妨碍其为名作。周先生极 为反感的还有《卜算子·咏梅》开头两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认为其“最为出格”, “最可惊异”,“春”字两现。“若假设词人具大家手笔,我们当能从此两‘春’中得到相对更多 的审美愉悦,正如我们曾从李商隐叠用‘昨夜’中得到过莫大享受一样。但也许是我的鉴赏力太低 下了,因为我不仅没瞧出什么韵外之致,反而越来越坚信这是一次误操作,第一个‘春’应是‘冬 ’之误”。这已不是“字不重犯”的问题了。又大言不惭地写道:“即使将首句‘春’改为‘冬’ 字,诗句也未必就佳,但至少可确保没有问题。”<1>这两句诗渊源有自。我国古代诗文常有风 雨送春的说法。苏轼《和秦太虚梅花》诗有:“不知风雨卷春归”。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 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李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6引唐寅《黄莺儿》散曲:“风雨送春归,杜鹃愁,花乱飞,青苔满院朱 门闭”。这一层搁下不说。周先生似没留意,这是一首和词,而且“反其意而用之”。这首词发表 时,毛泽东曾对陆游《咏梅》词有过一段评语:“陆游北伐主张失败,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丧 ,无可奈何,因此作此词。”<5>(P173)陆游词中有“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我认为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开头一句是承此而来的,并为梅花催春与报春张本,也为全词定下 自信、乐观的基调。春为四季之首,我国习惯指立春到立夏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正月、二月和三 月,在“悬崖百丈冰”的北方,春归之时,应该有雨而无雪,春到之时正是腊月与正月之交,应该 有雪而无雨。“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上句说去岁风雨送春归,下句说今年飞雪迎春到,合 情合理,预示了节序变化的必然趋势。据周先生文中说,他手头有毛泽东诗词书籍三册。第一册1 968年出版,书名《毛泽东诗词》,署名“同济大学《教育革命》杂志编辑组”,共322页, 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定价,显然是无价之宝。第二册是蔡清富、黄辉映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大观》 ,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编者自酿迷魂汤,在题为《新世纪的雄伟华章》代序中惟恐 天下不乱地写道:在我国20世纪的诗歌史上,发生了两件震动诗坛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五四运动 时期倡导的新诗,第二件是毛泽东用旧体诗词反映现代生活的成功实践。《参考资料》栏181篇 文章全是讴歌体。第三册为诗人公木的个人评论集《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1999年1 月版。此书在正文赏析中直接用“伟大领袖”代替“毛泽东”,周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有违学术规 范的不严肃行为,潜意识中封建避讳情结昭然在目”,如把“战地黄花分外香”说成那就“横扫千 古”即是。以上这些话是周对三书的评价。<1>周先生认为毛泽东诗词“佳句与劣行交错,奇构 与庸局纷呈”,我看这话借来形容周对三书的评述倒也贴切。“1968年本”是动乱年代扭曲失 误的产物,怎样批评都属正常,暂且不谈。蔡清富、黄辉映本序言除拉来但丁有些生硬之外并无大 错。在结束旧时代开创新世纪的同时,毛泽东个体创作实践在日渐式微的旧体诗词领域的地位与影 响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至于“讴歌体”,更不难理解。作为一本大观,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之大 成,应具有史料价值,收文自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 析”,有何不可?公木书自1994年9月出版至1998年2月不足四年就印了11次,堪称奇迹。我认为赏析就是审美,就是谈个人感觉,压根就看不上眼,谈什么审美?至于用“伟大领袖”代指“毛泽东”,“有违学术规范的不严肃行为”云云,也须探讨。再说“横扫千古”。乍一看,用词似乎有些草率、突兀。实际上,公木考察了诗词史上许多著名诗人关于重阳节的诗词,这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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