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也好年轮也罢迎新送旧,无论喜气洋洋抑或心有戚戚,世纪末年末既然不是尽头,事情就 还得往下做,那就少不了清点盘算计较盈亏。家尚需要洒扫庭除,何况是文坛胜业?于是,我们就 有了“文学百年回顾”,有了“百年百部小说”,也就有了这一部别致新颖的《齐人物论》(庄周 :《齐人物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百年回顾”之类,是潮流兴衰交替的纵观, 讲究的是气势气魄,非雄才大略不能办。“百年百部小说”切分得细腻,既考虑题材体裁,又顾及 时代地域,因而赢得了广泛的首肯认同。不过,这是一项汇拢大陆、港台及整个海外华界数十位鸿 儒硕彦共同完成的集体作业,虽经历可以想象的种种比堪磋磨、权衡筛选,所提出的也仅是一个个 书名。《齐人物论》则不同,其观照幅度要宽敞得多,选评的有小说、剧本,有包罗众多文体的散 文且还有诗,所评又何止百部,而作评者却只是飘逸的今之庄周。更有甚者。百部小说不足百数作 家的举出,当然有理由,可除当事人外,事前事后无人得知其详,要说整个操持过程比诺贝尔奖还 要黑箱,也不为过。《齐人物论》却要坦荡大方得多,它是诗话词话书话,也是金圣叹和脂砚斋, 美之恶之,笔下分明;卮言曼衍,不拘一格;笔底有波澜,过眼即烟云;所论未必传世,却可聊备 一格,以供当代人的参阅、验证和导引曲幽。作者宗老庄而奉道家,齐物不足,尚且要齐人,如此 开张即名义,既是善意,也是睿智。作者熟读老庄,深谙“自是而彼非,美己而恶人”乃文人通病 ,任说到谁,心里也不会舒服,是以寓庄于谐,事先亮出底牌,“是非虽异,彼我均也”,世间人 与物莫不相对而存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善意在抚慰了众人,无论智愚贤不肖;睿智 在预先开脱了自己,不管知我罪我。虽云自我作古,并非英雄欺人,天下本无事,同归于一齐。( 二)可帽子再大,也没遮掩住身子,齐物之境太过高妙,往往只能是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帽檐下 挺立的还是血气方刚的昂藏之躯,仍免不了物议人非,人物齐论完不了篇。可,又有谁能完得了? 其实,真要人物归齐,也就无须论了。人们常以为,“血气方刚”是少年人特质,其实孔夫子指的 是壮年人。这样说的意思就是,《齐人物论》只会出自“血气方刚”的壮年人之手。少年人“血气 未定”,未经多少世事,议论难免浮薄,见其一点就欣然狺然。所以,要他人忏悔之举,一望而知 是初出茅庐的张牙舞爪。既说到此,我们就来看看作者如何评说余秋雨:余秋雨《酒公墓》:余秋 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喜爱者有之,憎恶者有之。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 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矫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丰厚和博大。但在这篇《 酒公墓》中,他对这位学逻辑的同乡先贤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潦倒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情惋叹,却 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我知道,作者之一在另外的场合曾对余有过激切 的批评,但在这里归总概说时,作者仍出于平实公正,没往余脸上胡乱涂白,而是给出了中肯的评 判。这种为文为人的气度胸襟,下笔之际的收放有度,乍亮相,就高出无聊围剿者们数个段位。再 看一则论张爱玲及《倾城之恋》的: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 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 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 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 。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 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 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 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 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 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不懂不爱张爱玲者,不会看出张爱玲的渊 源和“崇拜的误读”;而没有一定阅历者,也点不出过度吹捧张的“反革命偏见”本质。尽管已间 隔半世纪之多,但张爱玲时代的革命与否,还是我们不该忘却的一条重要的评判标准。否则,鲁迅 的“纪念”真的“忘却”了、左联五作家也白死了。可惜,今天的青春年少却不知道,知道一点也 不会明白,更难以把握分寸,比如《格瓦拉》。(三)由于时代的落差,今天再回看几十年前或近 一个世纪前的东西,能看出点毛病不奇怪,看不出那才是怪事了。如何其芳的幼稚,如巴金的语言 毕生没长进且缺乏理性思辨能力,如朱自清《荷塘月色》: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 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然而 ,对前人的判断还需要含蓄、需要节制,更需要设身处地有当时的现场感,这不仅仅是宅心仁厚, 更是历史的公道、时代进步;不能只用来垫高自己,否则相当于仗势欺人了。作者在这点上的把握 ,与那些只图爽快一泄无余的做派,是大相径庭的。以杨朔《荔枝蜜》论为例:杨朔的散文是比较 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一份可贵的努力 ,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由于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 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 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如果这段还看不太清楚的话,那还有论秦 牧的(过来人都知道,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半期几乎是三分天下), 论更早的胡适、郁达夫和近年的邓友梅的。缺陷挑明讲透,当年的价值或早年的筚蓝之功同样记上 ,今天还需再看看的也立此存照,如对邓友梅《那五》:《那五》之类小说,最易令人溯及小说的 “起源”:“虽小道,犹有可观者焉。”“说者”与“看官”的关系,颇似伶人与票友,有一种融 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就类别而论,邓友梅大概归于“民俗作家”之列。这是他的长处,说不准是 否他的局限。鲁迅先生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这样的评断要有知识、锐敏 的识见,还有宽宏包容留有余地的心胸和气度。所谓知人论世,反转来也成立,不在世上活过点儿 年头、有过点儿阅历,难于臻此境地。这些评断不可能出于只想一飞冲天的后生之手,是显然的了 。(四)老年人如何?恐怕也不行。智者进入老年,一派雍容寡淡,人间冷暖潮起潮落已看得多, 推己度人论人论事自也从容周到得多,落笔为文虽不张扬却耐咀嚼,故所以“聂绀弩垂垂老矣,病 卧在床如枯木”,随手写成的《小红论》其精彩不输于早年的水浒论章。近10年周作人热,文章 专著无数,洋洋数10万言的也有,在我看来,最出色的还数舒芜的《周作人论》。可老年人究竟 “血气既衰”,见识不成问题,精力恐难支撑,这几百则人论物论,不说写,单单收拢来看一遍就 需怎样的精神和时间?时下常有读书不多即发宏论的疵议,作者怎样?令我感动又佩服的就是,每 日孜孜不倦如狼似虎读书十二三小时,持续进行已有十二三年。这样的作业强度不会差于一个码头 搬运工吧?所得确也可骄人,读书千册以上,过目万卷有余,形之于纸和电脑硬盘上的文字那就近 千万了,单以数量计,弄一本百不足一的《齐人物论》,无论怎样是绰绰有余的。再回头说,人入 老境,无论当年怎样风雨春秋,眼下却早已风平浪静,言说多在无可无不可之间,即便握笔,也总 是对事大处着眼对人网开一面。张中行写魏建功,只说70年代两人见面,只因为魏在其家附近的 “什么编写组织”中做“顾问”,看得懂会心一笑,看不懂那就拉倒,反正老先生不会写明。这类 老一辈的儒雅收敛,可以叶圣陶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只取一半的态度为经典。叶说,自我批评完 全可以,批评他人却不然,他人的问题也不是看不出,但要直接写出道出,却就是做不到。老辈风 范,今天已日渐凋零以至于无了。幸耶非耶?像是难说。因为时代换了档,风气不同了。你客气, 他当福气;你是有修养,他认为可欺;你稍一旁顾,他就不可一世。想来,这也就是作者写出下面 这些令人叫爽的篇目的缘故了。“废尔泼来”应实行缓行要看时与地,有些东西的存在确是讨嫌惹 气,不说生气,说出了才解气,为了环境卫生,为了大家的生理心理健康,需要有人出头作斗士, 风范风度如何,在此可以忽略不计的。作者指明,余杰“好斗但不是斗士”,余过早地把自己的角 色绑定在绷床上,周而复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丑之时,实在只是个“可怜的孩子,谁能救 救他呢?”作者点明,朱大可是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文章一身流氓腔,“正如鲁迅所说, 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着书商讨伐余秋雨”。再 全引一段论王朔的: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 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 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 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 。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这是说王朔散文,另有一则论王朔小说如是说:王朔的作品就像 易拉罐一样,只能一次性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王朔这只早被自己吸空的易拉罐,才会破罐破摔地 躺在马路上,不仅碍你的眼,非常影响市容;而且挡你的道,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如此论王,作者还是留情面的。不留情面应怎样说呢?我想起西方淫秽小说家的遭遇。人说他们的作品有碍观瞻,他们说是要给你开开眼界;人怨他们的小说太过暴露,他们说这是打破禁忌。政府出面来干涉压制,他们就更来劲了,一面高擎言论自由大旗,一面正好借势促销大大捞他一把。可当批评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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