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他的歌谣观的基本点是三种类型论：“歌谣起源于劳动，也就是说，经济制度决定着人们的生 活和意识，作为生活和意识的产物的歌谣，自然地反映出这一特质了。各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有着不 同，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多差异。因此，每个人的意识也就不能划一，这样一来，作为表现 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的歌谣，也就有了不同的风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的 原因，文化生活是有不同的，语文也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有多种多样的风格了。大体上有三 种类型：第一，住在山岭上、生活于青年中的人们，所产生的大多是山歌。第二，居住在江河湖海 或者靠江河湖海为生的人们，大多产生水调。第三，居住在平原，以耕种、畜牧为生的人们大多产生农歌、牧歌等。”<15>中国是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大国，其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不同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地理历史条 件对民间文化的决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从《诗经》的“十五国风”起，古人就认识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多元性特点，但秦汉大一统以来，主体民族汉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意识的霸权地位越来越 强烈，在这种社会意识和文化思潮下，薛汕在20世纪40年代能够从地理历史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并认识到和强调指出中国民歌的多元格局和特质，应该是难能可贵的。 （5）薛汕的歌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自觉发掘和阐释歌谣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变化了 ，前进了，新的社会矛盾必然地在歌谣中有所反映。歌谣是最活跃最敏感的一种民间文体，生活的 激发常常能在老百姓的歌谣这种敏感的口碑文学中得到最早的反映。在这一点上，歌谣与故事是大 异其趣的。薛汕抓住了歌谣的这个特点，他在歌谣中发现了一般粗心的研究者发现不了或不愿意看 见的新意。他说：“这里所指的人民歌谣，不能不强调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结束以后这一个时期所产 生的。因为人民天天盼望抗日战争胜利，盼到了，结果作了一场空梦。国民党反动派用的是残暴的 手段，人民比以前还要遭受到更悲惨的浩劫，为了‘求生’起见，必然发出了控诉，字字血泪，以 表达他们的感情。由于这一缘故，就跟抗日内容的全部相反了，而且，比抗日的更敢怒、更敢言；在形式上，采取的手法，也来得更深更广，而且更紧凑更多样。”<16>他把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新的时期的歌谣归纳出几个特点：一，空前地敏感，往往一两天以前的事件， 随即就被歌唱出来。二，因时因地而异，并不囿于一定的样式，爱唱就唱，毫无拘束。三，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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