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在对华北和江南农村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 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 在改革前的几十年时间里,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落后并存。(黄宗智, 1985, 1990。) 他指出这类现象是与经典的(实际上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范式相悖的, 这不仅表明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 而且也说明, 中国农村的发展本身, 是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的。(见黄宗智,1994。) 黄宗智的研究是继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之后,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探索。费和黄都注意到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黄还进一步指出, 乡镇企业在长江三角洲的蓬勃兴起,第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他称之为农业过密化 的趋势。 应该注意到, 黄(和费)的上述研究,主要是以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经验发展为依据的。从八十年代末以来的近十年时间里, 一方面, 中国的乡镇企业继续发展, 尽管至少就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速度已明显减慢,并且还遇到了诸如是否实现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优化配置, 能否做到对资源、环境合理开发和使用, 以及如何参与到更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去的问题; 另一方面, 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内陆和西北西南农村,并不象一些比较乐观的估计那样,乡镇企业也会如江南以及广东等地那样跟着迅速发展起来。当然, 熟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费和黄从来不曾作过类似的乐观估计, 费还明确提出了有别于苏南小城镇模式的西北发展方案。但他们当时的研究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种种新情况, 其中之一, 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 本文将以1994-1995年期间由作者负责实施的一项微观调查研究 的部分资料为依据, 提出以下问题供讨论: 1). 正如黄宗智在他的研究中所提到的那样,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压力下,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是中国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本文作者由此提出"生存理性"的概念, 以别于所谓的"经济理性"(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 即是说, 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 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这些农民主体在这种生存理性驱动下, 究竟是选择走过密化农业道路, 还是就地发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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