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出版《富裕的社会》一书，指出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富人的社会，或者一个富者愈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上的安全的社会。 2001 年，德鲁克为《经济学人》杂志描绘了“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身为知识社会，但其深刻内涵也并 不在于知识是这个社会的首要资源，知识工作者构成劳动人口的核心力量，而在于：知识工作者拥有比经济安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地位。
善于从历史中引证的德鲁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1850 年代，英国失去了工业经济的领先地位，先是被美国，然后是被德国所超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 非经济的，也非技术的，而主要是社会的。从经济上、特别是金融上来看，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属世界强国；在整个 19 世纪，她的科技成就也很夺目。合成染料，现代化学工业的第一批结晶，是在英国发明的，汽轮机也 是如此。但英国却从不承认技术发明人员的社会地位。说也奇怪，很少有国家像英国那样给予“科学家”极高的荣誉，她 19 世纪在物理学方面人才辈出，马克斯韦尔、法拉第、卢瑟福星光熠熠。相形之下，技术发明人员始终剥离不了“技工”的身份，他们成不了“绅士”。
德鲁克说，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所谓“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计算机只是一个触发器，软件才是关键， 它将传统的工作根据世代的经验予以重组，其中凝聚了知识的应用和系统的逻辑分析。换言之，起 作用的是认知科学。由此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在经济和技术上保持领先的要诀是知识专才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价值的承认。如果他们在组织中仍然被当作“雇员”看待，就会重蹈 19 世纪的英国人把发明家看作“技工”的覆辙，其后果如何，历史业已给出了答案。
德鲁克的这一分析触及到知识的性质。在传统的社会里，知识是清高而个人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说：知识的惟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 self-knowledge ），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长。常和苏格拉底辩论的普罗泰戈拉斯则认为：知识要达到的是知道如何说、如何说得好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让人看起来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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