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义原国雄（Yoshihara Kunio）在1999年的英文新著《亚洲的人均所得》一书里，比较分析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大马与印支半岛诸国的经济业绩后，得出以下结论： ㈠在二次战后的50年代，上述各国与地区的人均水平均处在约略相同的水平；然而，70年代后，东亚诸国和新加坡的人均水平则遥遥领先于东南亚诸国（这里不包括中国）。 ㈡搞自由市场制（即资本主义制）的国家，经济成就均较搞社会主义制（生产工具和财产多为国有而非私有）的国家来得标青。 ㈢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成果是正是负，取决于政府的有效性，如法制是否完备、公务员执行政策能力的高低、贪污是否一般化等因素。 ㈣非经济性因素，即文化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经济表现。这里所指的文化， 实为一国人民普遍上具有的价值与信仰；制度则指一套既定的、规则化、常规化的做事守则，如商 事法。就这些非经济因素言，义原国雄认为东亚诸国的儒家文化价值，比东南亚诸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国家应否干预经济？ 何以搞社会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易死难活"？一般的看法是，在客观面是因为缺乏一个可依据的 价格标准，硬性的统筹统办导致资源的误配；从主观面言，如华人所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 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众人的财产等于没人的财产。由于人性的各种因素，社会所有制 和计划经济很难克服这两个先天的弱点。在自由市场制，这两个先天的弱点则透过"无形的手"， 即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定价格和人的自利动机来信赏必罚地奖勤惩懒；据此而消灭掉人人的白搭便车、白占便宜的心理。 国家应否干预经济与市场，是学术界里争论不休的课题。就事论事，自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 萧条以来，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问题只是有关程度与范围的争论。纯然的不干 预已名存实亡。以欧美来说，在1997年时，瑞典、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的国家率（即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率）便分别为62％、 53％、 49％、40％和33％（见《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一书，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四只手、一把尺" 就常识而言，个人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四只手"，和一把论理尺度。㈠作为价格指导与经济动力的无形的手；㈡为经济发展提供和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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