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2>
发布时间： 2003-12-21 作者：秩名
三、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阶段
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 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 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 什（Ｊ．Ｎａｓｈ，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 汪丁丁，１９９６ｃ），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 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 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 。这个问题被诺斯（Ｄ．Ｎｏｒｔｈ，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 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 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ＶｉｖｉａｎＢｕｒｒ，１９９ ６）所强调的９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翻译为“特质”或“人格” ，都不妥当，应当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ｈｕｍａｎｎ ａｔｕｒｅ”太接近）与人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 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和与此相应的“身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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