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他的新作《高老庄》中 ,以高老庄作为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场景 ,通过高子路夫妇返乡经历的种种世故、纠纷和冲突 ,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尖锐的文化冲突给社会底层人们带来的巨大冲击 ,以及他们在迷惘中寻求明确 ,在无意义中把握意义 ,在荒诞中看取真实 ,在绝望中追寻希望 ,通过死之意识生命的生存状态。作品展现了较高的写实成就 ,意象世界的构筑严丝合缝 ,寓意深刻凝重 ,表现出作家对人的生命奥秘的苦痛而执著的探索和忧虑。一马克思说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意是什么呢 ?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1而人多是“生命之水中的一滴 ,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尚不是真的特别到异乎寻常的 ,便却不免并含着向总体反顾。”2人在这种复杂的生存状态下 ,被林林总总的偶然事件纠缠着 ,簇拥着 ,行行停停 ,反反复复 ,多是不自知的 ,一旦有所意识 ,便不甘于此 ,无论是奋力抗争 ,还是下意识的顺手一击 ,都不免成为力的一极。一言以蔽 ,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间和精神自由的文化空间斗争 ,冲突的形式、方式都取决于冲突各方的文化精神。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是人群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 ,它决定人对人生的态度。所以 ,一切冲突在本质上它们都有着极微妙的文化关联 ,受制于自身生存和发展规律的制约。《高老庄》在这复杂、繁琐、零乱无序中 ,展示了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 ,带着疑惑与不安的情感勾画出重力的所在和拉力的趋向 ,截然对立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冲突令人震惊 ,复杂的权力结构带来的人的高尚和鄙俗让人困惑、揭示出历史文化的逻辑和人生思考。在高老庄 ,无论是活跃在这地土地上的人尖子 ,还是匍匐在生活重压下的乡俗小民 ,无论是衣锦还乡的知识精英 ,还是主宰一方的父母乡官 ,他们无论秉持何种心态 ,都无异是一群彼此纠缠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互相对立 ,相互拒斥 ,又彼此依存 ,互为存在前提的一群 ,这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链 ,他们相互决定彼此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 ,每一个人都缺乏一种来自内心的能够统一的自我性格 ,其矛盾复杂的性格多受外部矛盾结构的制约。在高老庄 ,至少可以看到政治权力结构、经济权力结构、神鬼权力结构、知识权力结构的此消彼长。这诸种结构是共存交叉的 ,它对高老庄人的影响也是交叉共存的。这从整体上决定了人的精神结构的统一性极低。具体表现为当一种基本的或复合的精神因素起作用时 ,其余的诸作用处于完全假死的状态 ,当一种精神从假死状态醒来开始呼吸时 ,其余诸作用又陷入沉睡。这就难免出现精神的盲区而不自知 ,对外来的东西 ,时尚的文化表现出要么拒斥而护旧 ,如蔡老黑 ;要么“全盘他化”,瞻前 ,绝不顾后 ,如苏红 ;要么同时涉足两条河流 ,左右为难而尴尬 ,如子路 ;要么如布努丹的驴子 ,如那些奔波于白塔修复工地与助学捐赠会场的群众甲乙丙等。这一切虽然可以演绎出千差万别的人生 ,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 ,那就是在文化冲突中表现得无所适从的被动反应 ,而缺乏积极主动的知己知彼的自知和觉悟 ,于是评判代替了理解 ,冲突代替了对话 ,仇恨代替了宽容。这种状态 ,需要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是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 ,面对多元生活的人们最理想的生存境界 ,唯其理想所以艰难。它不仅要求有体认自己生存方式的自信 ,而且要有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胸怀 ,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起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诸多因素一起取长补短 ,达成共识并建立一套多种文化能和平共处 ,各抒所长 ,共同发展的基本秩序和准则 ,为了给读者提供这样一个思想空间 ,《高老庄》塑造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理想主义者。这就是西夏。综观全书 ,细考西夏这个形象 ,总体上说是成功的 ,但也不无给人审美蕴含欠丰 ,思想内涵过深之虞。贾平凹自言“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 ,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接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3这既可视为自谦之辞 ,也可视作自知之明的自评。二蔡老黑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人 ,可是他的生命力却很盲目 ,显现出疯狂状态。他不怕鬼 ,能镇鬼 ,却聚众造神 ,以神力对抗政敌、情敌和异己者 ,他为一己私利使窑场破产 ,他声称为高老庄人的长远利益着想 ,捣毁地板厂 ;他敏锐、阴险、偏执、豪爽、愚妄、蛮横 ,又工于心计 ,既可仗义江湖 ,亦能信义全无。他凭自己的一股蛮劲和过人的狡黠 ,深深地影响着高老庄人 ,他是一个典型的民间领袖人物 ,他成功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闹剧 ,把高老庄搞得沸反盈天 ,而他自己却以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超然物外。当然 ,他所作的种种努力的结果最终只能是对个人生存的可能性空间的有限拓展 ,他的动机与结果相悖 ,自己极力逃避的却正是自己努力去实现的。他的这一突破只不过是另一次囚禁的开始 ,这种违因果律法则对生活在社会嬗变与文化转型时期面对生存和发展困境的人们不能不是一个警示 。蔡老黑的人生只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他把自己的生存窘境总是归咎于某个人的原因。不知道“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4正如书中子路所说的 :“这就叫文野之分 ,蔡老黑努了多大劲儿修塔哩 ,只想来个泰山压了地板厂顶的 ,没想到王文龙和苏红四两拨千斤 ,使蔡老黑种了瓜得了个豆 !”“文野之分”这是极为准确的一个概括 ,蔡老黑要越过这一点 ,并不像他牢骚的“他总不能在大腿上戳个窟隆让人日”,“他没有苏红的×作交易”才事事不顺的 ,他的偏见和成见使他得出错误的归因 ,他的叩关而不能夺的真正的原因 ,是他在小智小慧与自觉自悟的关心观望 ,在传统与历史的关前犹豫 ,在生态与心态的关口缩手缩脚。他在新与旧的生活冲突中 ,深感触动和危机 ,但算不上自觉。所以他只有愤怒 ,没有痛苦 ;只有本能的危机感 ,没有困惑和反思 ,根本谈不上超越。所以 ,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中 ,蔡老黑虽“胜”尤败 ,而他用来致对手于死地的颇为得意的隐私之战 ,在县委黄秘书、吴镇长 ,精心安排的“鸿门宴”前 ,灰飞烟灭。江老板的车被扣 ,人被殴 ,钱被罚 ,使蔡老黑不能不佩服苏红的厉害。生活在发生变化 ,权力正挣扎着从拳头中解放出来 ,向金钱投降。蔡老黑并非不明白这一点 ,只是他太迷信拳头的强力 ,于是对地板厂的打、砸、抢开始了。蔡老黑的狂放、豁达、散淡、英气 ,说到底 ,是一种压抑或摧残后的精神变形 ,而非人的正常精神。这与人性的自由舒展并不是一回事 ,并不是什么古典精神的张扬 ,更不可作现代血性来标榜。这种在强势的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和知识话语的砧板上产生的一点傲气 ,难免不产生非理性的灾难。对他的全部作为和最终结局 ,与其说作者寄予了某种期待、毋宁说字里行间的暗示多于期待 ,这种暗示正是现实提供给读者能理解得到的历史和生活的必然。诚然 ,如果蔡老黑仅止于此的话 ,于他人也就没有多少牵挂和怜惜了 ,可他又偏偏让人生出许多的怜惜之情。这种怜惜之情与其说是对某种人或某种性格的关注 ,毋宁说是对蔡老黑身上体现的某种精神的关注 ,那就就作为人的悲剧精神的这一层面的关注。这不仅体现在他与苏红的斗争 ,对子路优越的知识地位骨子里的轻视 ,更体现在他对菊娃的追求上 ,不仅有心愿 ,有宣言 ,而且有行动 ,而且行动得那样坚决、剧烈而不妥协 ,以至于为爱情而不计一切后果。让西夏不得不再一次改变对蔡老黑的认识 ,他对菊娃的追求并不止于停留在最低的层次上 ,“他真心爱菊娃 ,爱得坦荡而有勇气。在四处捉拿他的时候 ,他竟能冒着危险去见菊娃 ,…… ,所以 ,不管蔡老黑他做过什么恶事 ,在这一点我是敬重他的。”蔡老黑凭自己的勇毅不仅得到了子路前妻的“一份真情”,而且赢得了子路新妻的敬重 ,并准备营救他而行动。三个人在文化时尚和文化传统二者之间的选择与把握 ,个人禀性与命运的契合所呈现的互动关系使得苏红具有感性的具体性 ,即自然性、灵与肉、形与神的统一 ,具有心灵特别是精神的动人性。在她身上 ,充满了个人的自我追寻的过程里的冲动与超越。她为此而付出了灵与肉的代价 ,学会了抵御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侵扰、凌辱与损害。最突出地表现在她遭遇迫害和毁灭时的自信从容与坚韧抗争。这种由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特性而孕育生成的新的气质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困惑和不幸 ,使读者为之震撼和激动 ,而不是怜悯、同情和惋惜。她是贾平凹众多女性形象中“新的一个”。贾平凹曾说 :“写到女性……每个女性一旦遇着一个人 ,产生一种崭新的形象 ,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人 ,但正是这样 ,这女性在他手里毁灭了。”5这是女性命运的悲剧性、还是性格的悲剧性 ,抑或是性别的悲剧性呢 ?苏红能够免遭这种厄运吗 ?其实 ,人的主体性与生存环境悖谬 ,决定了人生悲剧的不可避免。不同人的不同的表现在于他 (或她 )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提供给苏红的选择不能说没有 ,在高老庄她可以象其他任何一位女人一样生活 ,白天担负生产生活之苦 ,晚间承受男人床笫之欢 ,最享受的时候 ,做个男人饮酒 ,女人观酒的看客 ,或者像菊娃那样做一个几个男人争来争去的贤淑女人……人生的可悲有时候表现为一种别无选择的宿命 ,有时候表现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难 ,有时候表现为众多的可能性空间的背后每一种可能性都隐藏着陷阱。然而人的自由精神第一当表现为不仅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最大的选择空间 ,而且能够自由选择 ,有能力选择和承受选择。“个人若没有自由权 ,又不负责任 ,便和做奴隶一样 ,所以无论怎样好玩 ,不论怎样高兴 ,到底没有真正乐趣 ,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6苏红选择了开风气 ,她不但自己走出 ,又回来 ,“风光轰动着高老庄”,而且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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