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有一个命名特别的流派——鸳鸯蝴蝶派 ,亦称礼拜六派。这一产生在本世纪初而始终以趣味主义为旨归的文学流派 ,在一段时期中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繁荣局面 ,成了贯穿整个现代文学史始终的文学流派。从整体上看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也曾遭到左翼作家批判。但其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能赢得相当多的读者 ,这一点也是值得研究者探讨的。进入 80年代以后 ,我国通俗小说创作也出现了建国以后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的局面 ,占领了大量的读者市场 ,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由于这一文学现象仍在发展之中 ,还未经过时间的淘洗与积淀 ,目前还很难对其作总结性的研究 ,而已有的作品大多数为平庸之作 ,真正属于通俗文学“精品”的尚属凤毛麟角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从鸳鸯蝴蝶派和新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文学背景来看 ,二者有着相同的机遇。“五四”时期 ,作为文学主潮的“人生派”和“艺术派”,都过于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 ,把文学当成了改造人生、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但文学并不等于政治 ,文学作品也并不等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品 ,文学除了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之外 ,还有其娱乐功能。文学研究会在成立宣言中因反对“游戏”和“消遣”而得到极高的评价。其实 ,游戏、消遣、娱乐并没有罪过。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 ,对其中的人物命运、行为和种种生活情景 ,必须在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反应与体悟 ,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陶冶 ,才能起到判别生活中是非、美丑的作用。反之 ,一部作品如果只是枯燥、平庸地摹写生活 ,缺乏激动人、感染人的力量 ,不能给人以愉快和美的享受 ,那么就不能充分地发挥思想上认识上的教育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鸳鸯蝴蝶派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反复强调“排闷解愁”,“给大家快活快活”,正面肯定“消闲”、“娱乐”,强调文学创作的趣味性。这就使他们的创作逐渐发展起来 ,在读者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五四”新文学发展初期 ,更多吸收的是外来文学的表现形式 ,没有很好地和民族文学的表现手法融合在一起。比如新文学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并以此代替了传统小说把人物放在激烈矛盾冲突中塑造的方法 ;大段大段的细腻描写代替了传统小说的平铺直叙 ;用有着严格依附与限定的抽象难懂的欧化语言代替了传统文学的精炼词句 ,这就使读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一时难以适应 ,新文学便逐渐疏离了广大读者。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本身就是民族文学经过变形发展而来 ,比较多地保留着民族特色。比如富有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情节 ,完整曲折的故事 ,充满人情味的人物悲欢离合的描写 ,都深深地打动着广大读者。进入新时期以后 ,“纯文学”的过度理性化和不景气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 ,初期 ,以伤痕文学为主体的社会问题小说颇为读者关注 ,但到后来许多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解放性质 ,文学的独立意识还没有普遍觉醒 ,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 ,使文学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之间产生了断裂。后来的一些文学潮流 ,如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 ,在内容上也过分理性化、哲理化、抽象化 ,出现了“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的倾向。使一般读者感到味同嚼蜡 ,难以下咽 ,逐渐失去了对“纯文学”的兴趣 ,把眼光投向了通俗文学。在表现形式上 ,有些“纯文学”作品也越来越脱离群众 ,主张与世界先进文学同步 ,提倡模糊人物形象 ,淡化小说情节 ,甚至搞无主题、无人物、无情节 ,并声称这是为下一世纪的读者写作等等。这些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超前意识 ,已经远离当今中国读者大众的艺术欣赏水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读者 ,还很难从形而上的高度去理解那些先锋派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社会中的“玄妙”问题 ,诸如生命冲动、人生哲理、精神归宿、灵高于肉之类的玄虚道理。生活在伦理社会中的中国人 ,更多的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认识与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在情感方式、价值取向上符合中国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的通俗小说 ,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二不论是鸳鸯蝴蝶派的创作 ,还是新时期的通俗小说 ,都是文学的一种普及和进步。它表明人民大众拥有了自己的文化 ,也表明了文学性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从二者的发展水平来看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鸳鸯蝴蝶派在发展过程中 ,适应时代的要求 ,不断进行自身调整 ,在通俗的艺术形式中 ,通过人物命运这根弦 ,弹奏出人情世态的五色音符 ,描绘出时代风云的变化 ,从而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首先 ,“文体 ,力求切合现在潮流。”“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是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实际上 ,鸳鸯蝴蝶派对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 ,不仅是赞同的 ,而且是最早的实践者。1917年 1月 ,包天笑在《小说画报》创刊号上作《短引》,他说 :“小说以白话为正宗 ,本杂志全用白话体 ,取雅俗共赏 ,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在这本刊物上每期所载的四、五篇短篇小说和连载的长篇小说均由白话写成。此年此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刚发表 ,《新青年》上的文章还都是文言文。包天笑等人有这样的认识并付诸实践十分难得 ,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 ,使《小说画报》成为我国第一份白话文学杂志。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 ,追求消闲性、趣味性、娱乐性 ,但并非毫无社会批判和教育作用 ,只不过他们是根据市民社会的心理要求而采取了温和委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罢了。对接受者采取“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的手段 ,以收“感化之功”,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在消遣、趣味中“警世觉民”。在“五四”反帝爱国潮流的冲击之下 ,在主要发表言情作品的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迅速出现了一批反帝爱国的作品。被称为该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 ,在他的“自叙”中曾写道 :“自从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件后 ,我痛心国难 ,曾经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的燕子》等好多篇爱国小说 ,想唤醒醉生梦死的同胞 ,同仇敌忾 ,奋起救国 ,以致引起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 ,把我列入黑名册 ,曾派特务到报馆找我 ,险遭不测。”1这种爱国精神 ,在鸳鸯蝴蝶派中是有很大代表性的。在民族危难深重之日 ,该派在创作题材上 ,迅速进行了调整 ,一改言情为主的原有面貌 ,创作了许多反帝爱国的作品 ,使人们对鸳鸯蝴蝶派刮目相看 ,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爆发前夕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大多数鸳鸯蝴蝶派作家很快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瞿秋白曾指出 :“现在满洲事变之后 ,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2。“这一类小说家”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其中张恨水以抗战为题材 ,描写市民阶层悲欢离合的作品就有《热血之花》、《风雪之夜》、《石头城外》、《大江东去》、《巷战之夜》、《蜀道难》、《东北四连长》、《太平花》等。人民抗战情绪深深震撼着张恨水,他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焕发了。经过八年抗战的磨炼 ,张恨水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提高 ,不仅写出一些不带“言情气”的抗战通俗小说 ,还紧跟时代潮流 ,写出了《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 ,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 ,充分显示张恨水寓庄于谐 ,寓严峻于情趣的文学主张。而新时期的通俗小说在发展过程中 ,则未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 ,及时进行自身调整 ,以至在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弊端。首先 ,题材狭窄 ,广度不够。部分作品没有深入体验时代生活 ,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部分作品缺少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见解 ,不能给读者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 ;部分作品脱离现实 ,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甚至宣传一些与改革开放相悖的思想观念。特别严重的是 ,有些作品毫无批判地宣扬封建迷信 ,神神鬼鬼的东西 ,描写情杀、奸杀及男女间的秘闻隐私 ,在哀情艳事上大做文章 ,迎合少数读者的低级趣味 ,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典型性、趣味性的美学原则。这类情趣庸俗、格调低下之作 ,对人们身心起着很大毒化作用 ,应该剔除。其次 ,在写作技巧上看 ,不少新时期的通俗小说还处于中等或下等水平。在想象的大胆、离奇 ,情节的曲折、跌宕 ,语言的活泼、生动方面 ,都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气氛的渲染 ,故事的趣味性 ,人物性格、气质的多层面揭示 ,节奏的调整等方面 ,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在人物塑造方面 ,新时期通俗小说往往把叙述故事当做小说的中心 ,忘记了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写人。这样做通常只能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而无法去着力刻画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 ,无法去开掘更加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当借鉴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创作。一方面要倡导一些高水平、高层次的纯文学作家也要去重视通俗文学阵地 ,克服通俗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偏颇看法 ,亲自涉足通俗文学创作 ,从而产生像张恨水那样的通俗文学的“大家”和“名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鸳鸯蝴蝶派的介绍和研究 ,客观全面地衡量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价值 ,这对于提高目前通俗文学的品位 ,发展高档次通俗文学是不无裨益的。对通俗文学创作的思考——试论鸳鸯蝴蝶派作家和新时期通俗小说创作@闵建国1周瘦鹃《我的经历和检查》。
2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分难得 ,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 ,使《小说画报》成为我国第一份白话文学杂志。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 ,追求消闲性、趣味性、娱乐性 ,但并非毫无社会批判和教育作用 ,只不过他们是根据市民社会的心理要求而采取了温和委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罢了。对接受者采取“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的手段 ,以收“感化之功”,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在消遣、趣味中“警世觉民”。在“五四”反帝爱国潮流的冲击之下 ,在主要发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对通俗文学创作的思考——试论鸳鸯蝴蝶派作家和新时期通俗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