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晋国，宗族林立。据粗略统计，出现于晋国政坛频率较高、人数较多的强宗大族至少在六 十家以上。它们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与晋同姓异氏，一类是与晋异姓异氏，第三类是不知族 源的异氏宗族。从宗族来源看，各类宗族又有不同。在第一类，各宗族虽然姬姓，但来源并非一途 。例如，氏、游氏等属于桓庄之旅，为晋之公族；狐氏、栾氏等属于晋之旧宗的老公族，或称“亚 公族”①；魏氏、荀氏等虽为姬姓，但与晋公室无血缘关系；属于非公族的姬姓集团。另外，也有 从外国迁来的，如舟之侨为虢国大夫，后“以其族适晋”②，僖公二十八年，舟之侨被立为戎右， 也属非公族的姬姓集团。第二类的异姓异氏大都由先晋遗留或国外迁入。其中在西周已有，后来归 晋的，如怀姓宗，即唐叔虞受封时，周成王所赐的“怀姓九宗”是周代以前就有的宗族③，随着晋 的建立而属晋；赢姓赵氏，是因穆王赐造父于赵城而得氏，其后裔事晋，成为晋国的赵氏；祁姓范 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 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④。司马氏，世为周室史 官，周惠玉、穆王时期去周适晋⑤，遂为晋之宗族。伯氏，则来自宋国公族。晋国建立后，还分封 了许多新的宗族。不仅同姓可以受封得氏为新的宗族，而且异姓受封得氏形成新宗族的现象也很普 遍。在同姓中，如杨氏，是叔向食采于杨而得氏。韩氏是韩万受封于韩原而得氏。在异姓中，赵氏 、耿氏以及许多不知族姓的诸氏也都是晋国建立后新分出的宗族。在晋国还有一些是以官职和技艺 为氏而形成的宗族。如籍氏、中行氏等。综上所述，晋国宗族也如《左传·隐公八年》所说，“天 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肝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溢，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 之。”但在晋国，不仅存在着晋以前的宗族，也有晋分封的宗族，更有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迁人的 宗族；不仅有华夏部宗族，也有戎狄部宗族；不仅有同姓异氏宗族，也有异姓异氏宗族。在同姓异 氏宗族中，不仅有公族与非公族之别，也有“远公族’与“近公族”之异③。晋国本来就是一个“ 戎狄之民实环之”的夷夏杂居国家，民风民俗、价值观念多不一致，故而周成王赐唐叔虞“启以夏 政、疆以戎索”的因地制宜的治国方针，让其灵活地管理晋国民众。事实上，晋国社会成员的构成 从宗族角度观察，更为繁杂。随着晋国地域的逐渐扩大和人口的增多，其繁杂的程度愈来愈大。这 就很难用单一的、只认同祖先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对那些异姓异氏的宗族进行控制。相反，片面强 调单一的宗法制度，只会导致非公族宗族的离心倾向。因而，晋国的统治者必须建立起一套适合晋 国实际的、有别于传统宗法统治的管理模式。晋国的宗族至少有与国君血缘关系极近的公族类，他 们属于桓庄一系的公族，也有一些与晋献公一系的血缘关系较远，属于晋国旧宗的老公族，或称“ 亚公族”，还有一些与晋公室同姓异氏、异姓异氏以及不知先祖来源的宗族。这种复杂性，导致在 晋国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祖先认同观念，因而，晋国国君的宗法观念十分淡薄，而政治权力观念却 十分强烈。其明显的表征即是自下而上的就君篡位风潮和自上而下的杀亲灭宗行为。鼓君篡位风潮 始于晋昭侯时期。晋昭侯七年（公元前７３９），曲沃桓叔指使晋大夫潘父杀昭候于绔，就君成功 ，但篡位失败，昭侯子平立为晋孝侯。晋孝侯十五年（前７２５），曲沃桓叔之子庄伯率师攻人练 都杀死晋孝侯，由于都人抵抗和苟国军队的增援，篡位也未成功，孝侯之子部被立为新君，即晋鄂 侯。七年后（前７１８），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二国、并得到周桓王的支持，讨伐晋侯。晋侯鄙弃 线都逃奔于随（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周桓玉立部的儿子光为晋哀侯。事隔二年（前７１６）， 庄怕死于曲沃，其子称为曲沃伯，即曲沃武公。晋哀侯为算灭曲沃连续向曲沃武公进攻。但在公元 前７１０年的径庭（今山西曲沃县东北十五里听城村）一战中，武公大败前来讨伐的哀侯军队并捕 杀哀侯和晋大夫来共叔（来成）于汾水之滨。晋又立哀侯子小子为君，史称小子侯。仅隔四年（前 ７０６），曲沃武公又设计诱杀了小子侯。周桓王命鲶仲立哀侯之弟结为晋侯。晋侯绢二十八年（ 前６７８），曲沃武公终于灭晋侯绢，由周厘王封为晋侯。曲沃武公自乃祖桓叔新君开始到他本人 的夺位成功，也是小宗代大宗的胜利。在曲沃武公以前，晋国国君属于唐叔虞一支，是晋国的大宗 ，都城在今山西省翼城、曲沃两县之间的天马——曲村一带，也就是屡见史传的翼、唐、夏墟之地 望①。而武公的祖父桓叔成师是晋文侯仇的弟弟，晋昭侯元年（前７４５）被封于曲沃即今山西省 闻喜县上郭村一带②。曲沃武公一支就是由“别子为祖”发展起来的晋公族小宗。曲沃小宗首领连 杀五君而逐一君，最后取而代之为大宗，在春秋史上实不多见。它至少表明晋国公族内部严重缺乏 “尊尊”、“亲亲”的宗法等级观念。这种宗法观念的缺乏，在曲沃小宗代大宗而立为晋侯之后， 又演变为自上而下的大宗杀小宗的灭亲风潮。这一风潮始于晋献公时期。曲沃武公伐翼死于列为诸 侯的次年（前６７７），其子诡请即位为晋献公。正是由于曲沃伐翼的成功，唐叔嫡系的老宗亲一 瓶不振，而桓、庄一支的其他室家仍属“别子”，但成显族。晋献公为防小宗攫取君位的历史重演 ，不断诛杀公族。公元前６７１年，晋献公受到本宗要求分享权力的威胁，采纳士芳的离间计，先 与桓、庄一支群公子合谋将此支领袖富子逐去③。次年，“士势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 ①，又次年，晋献公先使土劳教唆桓庄借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又诱使他们城聚而处之，然后 围歼，“尽杀群公子”①。公元前６５６年，晋国又发生自毁公室的事件。晋献公诸子，除嫡长子 申生外，均为戎族诸姬所生。戎俗更重“子以母贵”，因而最得宠的项姬，务必立己子为储君。那 时申生已立为太子，号称贤明，“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日抚军，守曰监国”②。但晋献公仍屈 从编姬意向，欲立庶子为太子，迫使申子“缢于新城”③，其弟重耳、夷吾虽同为戎夏混血儿，也 被迫流亡国外。直到晋文公即位，晋献公子唯重耳独存。以上两次事件的结果，史称“自是晋无公 族”④所谓周礼特重尊亲，期待的效应是“强于弱枝”，以别亲疏作为尊公室的保证。但晋国受戎 狄习俗影响，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近亲子弟作为打击对象，于是那些公族远亲反而能保持地位和势 力。例如：狐氏，《国语·晋语四》说“出自唐叔”虽无佐证，但以晋文公母族身份进人晋公室的 权力中心，则是史实。狐毛曾在晋文公时期将上军，狐僵住上军，狐僵之子狐射姑在晋襄公时期为 中军将。由狐氏别出的姬姓卿大夫族系又有贾氏、续氏。梁氏，《国语·桓公Ｍ年）｝：“故封桓 于曲沃，靖侯之孙来宾傅之。”故米氏出于靖侯，为桓庄一支的疏亲，也因而幸免于晋献公的围歼 ，其后得为世卿。来技，架宾之孙，城滥之战将下军。来枝子来盾在晋灵公时期亦曾将下军。来盾 之子来书在晋灵公、成公、景公、厉公时期历任下军性、下军将，乃至中军将。羊舌氏，《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云其出自晋武公⑤。《左传·昭公三年》叔向云：“晋之公族尽矣。胖闻之，公室 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晋献公以后的晋国公族 ，在晋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狐氏、米氏等族位列六卿；城消之战， “原修、部滚以中军公族横击之”③，大败楚军，夺取了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地位。这些都是公族 仍存而且强大的史证。通过上述考察，对晋国国君系统的宗法关系大致归纳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晋国的宗法血亲观念比政治权力观念淡漠。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献君风潮，还是自上而下的灭公族事 件，其核心问题都是围绕着君权而展开。晋国的权力观念高于宗法观念在驱姬对献公的一段话中表 达得更为透彻。“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 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⑤这一思想把“仁”的标准确定在 是否“利国”的方面，而不是“爱亲”的方面。曲沃代翼之所以能够成功，实际上也是不爱亲的结 果。“自桓叙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③，这里“爱亲”、“无亲”的“亲”即是指 宗法血亲集团。第二，“晋无公族”也是对宗法制度的一个破坏。顾栋高说：“晋以编姬之乱，诅 无畜群公子。故文公诸子孙，雍仕陈，黑臀仕周，无在本国者。惟悼公之弟杨干与其子公子越二人 见《传》，终不闻其当国秉政为卿，故通《经｝）无书晋公子来聘之事。”⑤以后虽有“晋侯（悼 公）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证明晋公子可留居国内＠，然其赐族封爵之事仍未见史载，近亲公族 确实已遭到削弱。而那些远亲公族非但没有遭到剿灭，反而在曲沃代翼、晋献之后异乎寻常地发展 起来，并同异姓卿大夫一起削弱公室、三分晋国。此足证远亲公族在晋国仍然长期保持有强大的组 织力量。所以，把“晋无公族”理解为晋国自晋献时便“开始成为一个无公族的国家”①，似不尽 属实，只能说晋国没有近亲公族。第三，晋国的统治是宗君合一，国君为晋国之大宗。此不仅为同 姓公族所认同，即使异姓异氏宗族也奉之为宗。《侯马盟书》中多有“丕显晋公大家”之句，即是 奉晋君为大宗的例证。但是，在这种宗君合一的统治下，宗统表现出来的宗法关系显得十分乏力， 而君统表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却异常强烈。这是因为，一方面，晋献公时期破坏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 核心的宗法制度；另一方面，选官制不以血亲关系为标准，致使异姓贵族迅速崛起。晋国的军政要 员绝大多数由异姓贵族和“亚公族”组成，公室子弟无一人在位。由于宗法制度的松弛，原来维护 社会各等级的礼日显其轻，而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制思想却渐趋成熟。因此，晋国前期的政制特点是 以维护君权地位为第一要务，杀亲灭宗，重用异姓等，都由政权问题而引发；君统是核心，是实质，宗统只是宗法制度遗存下来的借以维护君统的形式与外壳。君统重于宗统，宗统服务于君统。卿大夫宗族组织的统治关系也与国君层面的统治关系大致相同，属于“宗卿合一”。卿在其宗族内部是大宗，族人称之为“主”。《国语·晋语一》；“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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