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97年6月24日), 终刊时间约在1910年前后,编辑人就是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游戏报》“以诙谐之笔,写 游戏之文。谴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民情。文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 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诗钟、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 人通客、匪徒奸宄、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义不搜,有体皆备”。是近代中国文学及中国史学中十分重要的物证。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自1958年阿英撰文详细介绍《游戏报》以来,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游戏报》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其后,魏绍昌等诸多前辈虽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提及并引证过《游 戏报》的资料,但均不见其说明《游戏报》的馆藏出处,以至于后世学者只知道《游戏报》“可人如玉”,却无法一睹芳容,给晚清小说研究工作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十六年来,为调查包括《游戏报》在内的晚清小说研究资料的馆藏情况,我曾在北京、上海、南京、 广州等地来回奔波。终于有一天,当我在一次毫不经意的资料翻检中看到了《游戏报》卡片,后又真地调出《游戏报》。我所见的《游戏报》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版框高24.1MM;宽25.5MM。每版竖排50行, 行48字,日出一期,每期6版,正文3版连排,反面全印广告。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游戏报》为灰色自制封面。封面右上角有“特”字标记,不知何意。封里衬有“中华民国卅年七月三十日A14 224- 102518”等字样,与晚清时期出版的《汇报》的封面、里村中“中华民国卅年七月三十日 AI4 174-13”等字样几乎相同,说明该《游戏报》早在1941年7月30日前就已藏在南京图书馆并已经与晚清时期出版的《汇报》同时编目存档。 目前收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游戏报》为1897年9月25日至l以D年1月9日,前后不到三年, 三册。我目前看到的是1899年9月12日至lop年1月9日部分。其余两本《游戏报》目前 正在查找之中。从《游戏报》中含有大量李伯元佚文一点来看,此次发现的《游戏报》,为阿英、魏绍昌等诸多前辈所未闻、未见,所以资料价值很高。对新发现的《游戏报》作初步的研究,发现了以下几条鲜为人知的资料: l、1898年,李伯元曾经以《游戏报》为依托,在上海创办过“海上文社”,并爱仿泰西《词章 报》之制,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学刊物《海上文社日录》,每日一册,“首录诗文、次文社当日 所收佳卷、次问答”(见1899年12月29日《游戏报》)。今后“凡海内通人雅士之所著述 ,若骄散奇耦,若诗词歌赋、小说、院本,鸿篇矩制、零续短章皆登之”。“以使海内君子藉以联 络声气,发越神智,互相切磋获相得愈彰之益”。“以复我中国古者周、秦、汉、魏、六朝、唐、 宋之盛”(见1899年12月30日《游戏报》刊载的李伯元佚文《海上文社日录序》)。在此之前,李伯元曾将“海上文社”征文活动中的佳作,刊刻《同心集》。《海上文社月刊》等。在此次新发现的《游戏报》中,已经找到李伯元主持“海上文社”期间的相关佚文凡31篇,大致可以勾画出“海上文社”的基本情况,对了解李伯元的早期文艺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游戏报》出版以后,曾经风行一时,发行数量也急剧攀升。为适应社会需求,《游戏报》曾经两次主动增加版面。到1899年底,《游戏报》的版面已经增加到 10页、30个版面。 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一文载:《游戏报》日出一期,最初 “排成两方形版,反面广告,共四版”。到了1898年,《游戏报》已经发 展成为每期6版,正文3版连排,反面全印广告的出版格局,1899年 5月《游戏报》以文章及广告太多为由,出版《游戏报放大附张》两页。同年10月26日,《
游戏 报》又因“报纸行销愈广,告白愈多,虽有附张两页,仍属不敷。兼之外来诗文无地刊录”,决定 每册再加附张两页,兼录诗文及文社佳卷。至此《游戏报》每期的加张已经达到4页。如果按照《 游戏报》原有版式计算的话,《游戏报》正文、加张每日』总计竟有6页30个版面。同年12月5日,《游戏报》又宣布不惜工本,将附张改用洋白纸印刷。3、《游戏报》馆于1899年11月18日曾经创办《觉民报》。该报每月逢三、逢八出版,“本 报首例中外要闻,次中外琐闻,次新演小说,后附各号告白”。该报终刊时间及国内馆藏情况不详。4、《游戏报》曾经出版过《湖滨百艳图咏》、《维新党照见《海上同声集》、《双飞凤》、《新出绘图钟情传》等。这对于了解李伯元早期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线索。 5.发现李伯元编辑的《游戏报》与吴研人编辑的《采风报》之间的合作线索并首次发现吴研人曾以“戊寅人”、“茧园居士”等笔名参加李伯元“海上文社”活动的证据。 从所见的《游戏报》中发现一批与“海上文社”有关的李伯元佚文。 创立“海上文社”,征集海内外文人雅士的“诗词联语”并在《游戏报》刊布,是19世纪末海上文 坛的一大盛事,也是李伯元早期重要活动之一。关于李伯元的“海上文社”活动,张乙庐在《李伯 元返事》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氏(指李伯元)更创设海上文社,并刊《日录》,月分诗钟等三课 ,应课者每卷缴钱二十文,海内才人,一时毕集。远如香港潘兰史、厦门林获庄,皆与其盛焉”( 见《李怕元研究资料》P14)。1899年,李伯元在《海上文社日录序》中也有:“同人谋开 文社决海上,属仆董其事。仆虽不敏,亦乐得与社中诸君子相周旋,故毅然以社事自任”的说法,说明“海上文社”的主持人为李伯元。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海上文社“初例月三课,益以加课乃至四、五课,六七课不等”,后来“珠玉 相投者日队月队每课不下一两千卷”(早在1899年10月25日“海上文社”初创时期,《游 戏报》就有“第二课……昨日截卷,虽得千余联”之说;1899年12月29日《游戏报》中亦 有“每届收卷辄一二千计,同声之盛,良可慰也。”)。后来,由于海内外文人、雅士的来稿更多,加之“北京、闽粤及侨寓东京横滨各埠华土”络绎来函(见1899年 11月 11日《游戏报》),“海上文社”的征文开始步人两难境地。因为面对诸多佳卷,李伯元既不能忍 痛割爱,将来稿压住不发,又无法通过《游戏报》扩大加张、增加版面消化来稿,至此,《游戏报 》“海上文社”的征文来稿已经到了无余地排录的地步。于是,李伯元决定采用定期出版《海上文 社月刊》来刊载海内外文人雅士的“诗词联语”。后《海上文社月刊》收到的海内外来稿又多,“ 前为月刊词章,难录一册。今改为日刊一册,刻已厘定章程,日内即可印出。首录诗文、次文社当 日所收佳卷、次问答。想诸君子必有以先观为快者。倘报纸能容,仍为同时选录”二至此,
李伯元“海上文社”活动进人鼎盛时期。“海上文社”主课诸君皆为海内外名士。如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时任上海《新闻报》馆主编;潘兰史 时任香港《华字日报》馆主笔;来青散人永井久一郎(禾原),为日本诗人,时任日清轮船公司总 经理;眉韵楼外史(孙同康),翁同和弟子;另外还有以诗古文辞鸣于时的理斋居士张彦云等。可见李伯元“海上文社”征文活动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李伯元“海上文社”之举不但在当时取得了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这也许是李伯元热心“海上文社”活动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 “海上文社”每月正课三次,“加课乃至四、五课,六七课”,而每课收到海内外来稿“不下一两千 卷”。按照“海上文社”的征文规则,每卷来稿均须缴纳“二十文的挂号资”,那么《游戏报》每 月仅“海上文社”征文一项收人,就达到1400-sop块现大洋。其经济效益可见一斑。此项 收人还不包括每期征文主课者的个人捐赠(据1899年11月11日《游戏报》载,“海上文社”第三保主课而东小楼主人王松堂先生“共捐洋三十五元”。)。李伯元在1899年11月门日《游戏报》为“海上文社”征文活动收取“挂号资”(即来稿登记费 )撰文辩白曰:“文社每卷收挂号资甘文,缘办理此举收卷、发奖需用多人,故以此为报注之计, 以冀相持久远,当为作者共签”。其收款理由是何等冠冕堂皇。但是,当李伯元发现文章作者中“ 有人转辗托人代为纳卷,冀欲省此甘文”挂号资时,他一方面表示“本社虽不欲与之计较”,一方 面又忍不住气急败坏地说“自后凡遇此等卷,均归不列号”,“如有遗失,本社无从代查”,一切 后果皆由作者自己负责。为鼓励大家缴纳甘文挂号资,李伯元规定凡如数缴纳二十文者,由《游戏 报》馆开出缴款凭条,凡积得懈戏报》缴款凭条“若干纸者,赠给某书若干部、某物若干件,虽所 作课卷未曾录取,藉此亦稍酬作者苦心”。可见“海上文社”征文活动,不但已经成为《游戏报》的一大特色,而且也已经成为《游戏报》馆主要的经济来源。十分可惜的是,尽管李伯元“海上文社”活动在当时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由于这一百多年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见到有关“海上文社”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迄今为止,没有文章论及。 现将我在《游戏报》中见到的李伯元与“海上文社”相关佚文抄录如下,供学术界朋友们引证、参考: (一)“海上文社”第一期诗钟题 大学士万寿菊①卷交游戏报馆账房,初十日截止。每一联 为一卷,书名、姓名、别号,随带挂号资二十文,守取凭条,外埠信 力自给。第一名赠洋八元,余以次递减,此布。本社谨启。 录自1899年10月9日《游戏报》 (二)“海上文社”第三期诗题预白 云片石、电气灯七律二首、秋郊赛马曲,或词,或乐府俱可。 云片石,质黑,大小不一,用以作文玩,供诸几席。本课系请西东 小楼主人王松堂先生主社。兹将命题先行录报,件作者早日构 思,并承先生特沛廉泉,藉作西斋之润所。望海内词坛各织新 词,竞裁妙句,以无负先生雅意为盼。首名赠洋八元,二、三名各 四元,四在名各二元,六名至十名各一元,十一名至二十名各五角,本月二十三日起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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