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１８９７年６月２４日）， 终刊时间约在１９１０年前后，编辑人就是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游戏报》“以诙谐之笔，写 游戏之文。谴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民情。文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 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诗钟、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 人通客、匪徒奸宄、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义不搜，有体皆备”。是近代中国文学及中国史学中十分重要的物证。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自１９５８年阿英撰文详细介绍《游戏报》以来，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游戏报》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其后，魏绍昌等诸多前辈虽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提及并引证过《游 戏报》的资料，但均不见其说明《游戏报》的馆藏出处，以至于后世学者只知道《游戏报》“可人如玉”，却无法一睹芳容，给晚清小说研究工作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十六年来，为调查包括《游戏报》在内的晚清小说研究资料的馆藏情况，我曾在北京、上海、南京、 广州等地来回奔波。终于有一天，当我在一次毫不经意的资料翻检中看到了《游戏报》卡片，后又真地调出《游戏报》。我所见的《游戏报》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版框高２４．１ＭＭ；宽２５．５ＭＭ。每版竖排５０行， 行４８字，日出一期，每期６版，正文３版连排，反面全印广告。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游戏报》为灰色自制封面。封面右上角有“特”字标记，不知何意。封里衬有“中华民国卅年七月三十日Ａ１４ ２２４－ １０２５１８”等字样，与晚清时期出版的《汇报》的封面、里村中“中华民国卅年七月三十日 ＡＩ４ １７４－１３”等字样几乎相同，说明该《游戏报》早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３０日前就已藏在南京图书馆并已经与晚清时期出版的《汇报》同时编目存档。 目前收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游戏报》为１８９７年９月２５日至ｌ以Ｄ年１月９日，前后不到三年， 三册。我目前看到的是１８９９年９月１２日至ｌｏｐ年１月９日部分。其余两本《游戏报》目前 正在查找之中。从《游戏报》中含有大量李伯元佚文一点来看，此次发现的《游戏报》，为阿英、魏绍昌等诸多前辈所未闻、未见，所以资料价值很高。对新发现的《游戏报》作初步的研究，发现了以下几条鲜为人知的资料： ｌ、１８９８年，李伯元曾经以《游戏报》为依托，在上海创办过“海上文社”，并爱仿泰西《词章 报》之制，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学刊物《海上文社日录》，每日一册，“首录诗文、次文社当日 所收佳卷、次问答”（见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游戏报》）。今后“凡海内通人雅士之所著述 ，若骄散奇耦，若诗词歌赋、小说、院本，鸿篇矩制、零续短章皆登之”。“以使海内君子藉以联 络声气，发越神智，互相切磋获相得愈彰之益”。“以复我中国古者周、秦、汉、魏、六朝、唐、 宋之盛”（见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游戏报》刊载的李伯元佚文《海上文社日录序》）。在此之前，李伯元曾将“海上文社”征文活动中的佳作，刊刻《同心集》。《海上文社月刊》等。在此次新发现的《游戏报》中，已经找到李伯元主持“海上文社”期间的相关佚文凡３１篇，大致可以勾画出“海上文社”的基本情况，对了解李伯元的早期文艺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２、《游戏报》出版以后，曾经风行一时，发行数量也急剧攀升。为适应社会需求，《游戏报》曾经两次主动增加版面。到１８９９年底，《游戏报》的版面已经增加到 １０页、３０个版面。 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一文载：《游戏报》日出一期，最初 “排成两方形版，反面广告，共四版”。到了１８９８年，《游戏报》已经发 展成为每期６版，正文３版连排，反面全印广告的出版格局，１８９９年 ５月《游戏报》以文章及广告太多为由，出版《游戏报放大附张》两页。同年１０月２６日，《
游戏 报》又因“报纸行销愈广，告白愈多，虽有附张两页，仍属不敷。兼之外来诗文无地刊录”，决定 每册再加附张两页，兼录诗文及文社佳卷。至此《游戏报》每期的加张已经达到４页。如果按照《 游戏报》原有版式计算的话，《游戏报》正文、加张每日』总计竟有６页３０个版面。同年１２月５日，《游戏报》又宣布不惜工本，将附张改用洋白纸印刷。３、《游戏报》馆于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８日曾经创办《觉民报》。该报每月逢三、逢八出版，“本 报首例中外要闻，次中外琐闻，次新演小说，后附各号告白”。该报终刊时间及国内馆藏情况不详。４、《游戏报》曾经出版过《湖滨百艳图咏》、《维新党照见《海上同声集》、《双飞凤》、《新出绘图钟情传》等。这对于了解李伯元早期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线索。 ５．发现李伯元编辑的《游戏报》与吴研人编辑的《采风报》之间的合作线索并首次发现吴研人曾以“戊寅人”、“茧园居士”等笔名参加李伯元“海上文社”活动的证据。 从所见的《游戏报》中发现一批与“海上文社”有关的李伯元佚文。 创立“海上文社”，征集海内外文人雅士的“诗词联语”并在《游戏报》刊布，是１９世纪末海上文 坛的一大盛事，也是李伯元早期重要活动之一。关于李伯元的“海上文社”活动，张乙庐在《李伯 元返事》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氏（指李伯元）更创设海上文社，并刊《日录》，月分诗钟等三课 ，应课者每卷缴钱二十文，海内才人，一时毕集。远如香港潘兰史、厦门林获庄，皆与其盛焉”（ 见《李怕元研究资料》Ｐ１４）。１８９９年，李伯元在《海上文社日录序》中也有：“同人谋开 文社决海上，属仆董其事。仆虽不敏，亦乐得与社中诸君子相周旋，故毅然以社事自任”的说法，说明“海上文社”的主持人为李伯元。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海上文社“初例月三课，益以加课乃至四、五课，六七课不等”，后来“珠玉 相投者日队月队每课不下一两千卷”（早在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２５日“海上文社”初创时期，《游 戏报》就有“第二课……昨日截卷，虽得千余联”之说；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游戏报》中亦 有“每届收卷辄一二千计，同声之盛，良可慰也。”）。后来，由于海内外文人、雅士的来稿更多，加之“北京、闽粤及侨寓东京横滨各埠华土”络绎来函（见１８９９年 １１月 １１日《游戏报》），“海上文社”的征文开始步人两难境地。因为面对诸多佳卷，李伯元既不能忍 痛割爱，将来稿压住不发，又无法通过《游戏报》扩大加张、增加版面消化来稿，至此，《游戏报 》“海上文社”的征文来稿已经到了无余地排录的地步。于是，李伯元决定采用定期出版《海上文 社月刊》来刊载海内外文人雅士的“诗词联语”。后《海上文社月刊》收到的海内外来稿又多，“ 前为月刊词章，难录一册。今改为日刊一册，刻已厘定章程，日内即可印出。首录诗文、次文社当 日所收佳卷、次问答。想诸君子必有以先观为快者。倘报纸能容，仍为同时选录”二至此，
李伯元“海上文社”活动进人鼎盛时期。“海上文社”主课诸君皆为海内外名士。如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时任上海《新闻报》馆主编；潘兰史 时任香港《华字日报》馆主笔；来青散人永井久一郎（禾原），为日本诗人，时任日清轮船公司总 经理；眉韵楼外史（孙同康），翁同和弟子；另外还有以诗古文辞鸣于时的理斋居士张彦云等。可见李伯元“海上文社”征文活动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李伯元“海上文社”之举不但在当时取得了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这也许是李伯元热心“海上文社”活动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 “海上文社”每月正课三次，“加课乃至四、五课，六七课”，而每课收到海内外来稿“不下一两千 卷”。按照“海上文社”的征文规则，每卷来稿均须缴纳“二十文的挂号资”，那么《游戏报》每 月仅“海上文社”征文一项收人，就达到１４００－ｓｏｐ块现大洋。其经济效益可见一斑。此项 收人还不包括每期征文主课者的个人捐赠（据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１日《游戏报》载，“海上文社”第三保主课而东小楼主人王松堂先生“共捐洋三十五元”。）。李伯元在１８９９年１１月门日《游戏报》为“海上文社”征文活动收取“挂号资”（即来稿登记费 ）撰文辩白曰：“文社每卷收挂号资甘文，缘办理此举收卷、发奖需用多人，故以此为报注之计， 以冀相持久远，当为作者共签”。其收款理由是何等冠冕堂皇。但是，当李伯元发现文章作者中“ 有人转辗托人代为纳卷，冀欲省此甘文”挂号资时，他一方面表示“本社虽不欲与之计较”，一方 面又忍不住气急败坏地说“自后凡遇此等卷，均归不列号”，“如有遗失，本社无从代查”，一切 后果皆由作者自己负责。为鼓励大家缴纳甘文挂号资，李伯元规定凡如数缴纳二十文者，由《游戏 报》馆开出缴款凭条，凡积得懈戏报》缴款凭条“若干纸者，赠给某书若干部、某物若干件，虽所 作课卷未曾录取，藉此亦稍酬作者苦心”。可见“海上文社”征文活动，不但已经成为《游戏报》的一大特色，而且也已经成为《游戏报》馆主要的经济来源。十分可惜的是，尽管李伯元“海上文社”活动在当时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由于这一百多年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见到有关“海上文社”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迄今为止，没有文章论及。 现将我在《游戏报》中见到的李伯元与“海上文社”相关佚文抄录如下，供学术界朋友们引证、参考： （一）“海上文社”第一期诗钟题 大学士万寿菊①卷交游戏报馆账房，初十日截止。每一联 为一卷，书名、姓名、别号，随带挂号资二十文，守取凭条，外埠信 力自给。第一名赠洋八元，余以次递减，此布。本社谨启。 录自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９日《游戏报》 （二）“海上文社”第三期诗题预白 云片石、电气灯七律二首、秋郊赛马曲，或词，或乐府俱可。 云片石，质黑，大小不一，用以作文玩，供诸几席。本课系请西东 小楼主人王松堂先生主社。兹将命题先行录报，件作者早日构 思，并承先生特沛廉泉，藉作西斋之润所。望海内词坛各织新 词，竞裁妙句，以无负先生雅意为盼。首名赠洋八元，二、三名各 四元，四在名各二元，六名至十名各一元，十一名至二十名各五角，本月二十三日起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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