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时代” ,是一段存在过的历史。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 ,对它会有不同的叙述。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以此为题出一本书。编辑朋友向我约稿 ,也就是希望生活在二○○○年 ,又处于如此这般的思想状况、心理状态下的我 ,对当年的我做一次回顾与叙述。而我却想起四十年前有过一本书 ,对这段历史已经做过一次叙述。那是一本用钢板刻写、油印的、未公开出版的书 ,是一九六○年大学毕业时 ,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十三班全体同学集体编写的《班史》。那也是当年的一个时尚 :在党的号召下 ,人们纷纷编写工厂史、公社史、校史 ,以至班史 ,这叫做“历史的创造者集体书写自己的当下史”。而我们同学对此颇为热衷 ,一则这是党支部倡导、组织的（当时班级里的党支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二则也是想为自己的青春时代留下一个痕迹。于是 ,大学毕业后 ,尽管历经沧桑 ,我却把这本“书”保留了下来 ,它能逃过那场浩劫 ,也算是一个奇迹吧。现在 ,它就放在我的面前———那是昨夜我从乱书堆里翻出来的。这是一个残体 ,缺页、字迹模糊……我却从中发现了三段关于我的叙述。第一段是全书第二章《战斗的洗礼——— 反右派斗争记》的作者（记不得是哪位同学了）对我在那一段历史中的表现的一个记录与评价。文 章是在叙述反右以后的“红专大辩论”时提到我的。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双反烈火照亮了红专大道》一开始对“双反烈火”做了如下描述———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一个星期以后 ,三月十日下午 ,北京大学大饭厅里震耳的口号声激扬澎湃 ,彼伏此起 ,双反誓师大会正在进行。在党委书记陆平同志讲话之后 ,是各系师生代表的发言 :“大干特干 ,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为人民！”这是北京大学一万多师生员工的心声。（一夜之间）全校贴出了七万七千多张大字报。从南校门到西校门 ,只见道路被大字报镶滚了边 ,墙壁被大字报贴得严丝密缝 ,翠绿的树林不见了 ,只见一串串挂在绳子上的大字报飒飒地响 ,整个大学似乎被大字报的海洋漂浮起来了。反浪费反保守的革命烈火迅猛地燃烧起来了。“什么是我们学校最大的浪费？”大字报和展览会所提出的问题激动着我们 ,引起同学们热烈的争辩和深沉的思索。答案是不难得出的 :我们辜负了党的教导 ,没有下决心把自己培养成党所要求的合格的人才 ,这是最大的浪费。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个人主义 ,我们不少人还被名缰利锁束缚着 ,拖着个人主义的车子 ,走着白专道路。学校党委及时地把运动导向深入 ,号召大家放一把火 ,烧自己也烧别人 ,展开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在二班的辩论会上 ,×××同志（注 :在“×××”背后 ,可以隐约地看到“钱理群”三个字 ;也就是说 ,原稿上是点了我的名的 ,大概是党支部在审稿时将我的名字隐去 ,点名与不点名 ,称不称“同志”都是很有“政策性”的）说 ,我一心求的是学问 ,用自己的劳动 ,一步步走上去。我钻图书馆又不妨碍别人 ,况且我不追求吃好喝好 ,不追求洋房、汽车 ,而只求“一本书 ,一间房 ,一杯茶” ,何以见得是臭不可闻的个人主义呢？看 ,何其清高！有人问他 :“你说钻图书馆不妨碍别人 ,你为了节约时间 ,买电影票自己不排队 ,找别人带 ,甚至吃饭都叫同学带 ,这不是极端自私自利 ,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吗？”大家又着重地分析了他正是因为严重的个人主义 ,顽强地走白专道路 ,所以在反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同情许多右派言论 ,根本谈不上保卫党 ,这是完全丧失了一个共青团员立场的严重错误。他平时十分崇拜游国恩教授 ,正是游国恩 ,当他的助教沈天佑被划为右派时 ,惋惜地说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日而为萧艾也。”在这些事实面前 ,×××同志初步认识到这一条白专道路是丑恶的 ,是发臭的。在《新兵上战场》这一章里 ,保留了我当年的一段日记。一开头仍然是介绍“时代背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教育方针的指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像春雷一样震动着青年的心。走出课堂 ,到农村去 ,到工厂去 ,到实际中去学习 ,成为年轻人共同的心声。这时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已经与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根据人大新闻系总支的决定 ,我们三年级学生被安排到《机械工业报》工作 ,直接到工业第一线去。我当时被派到山西太原矿山机器厂 ,一边跟班劳动 ,一边做新闻采访与报道。于是 ,就有了这一章里的这一段记录———让我们看一看太原矿山机器厂小组的钱理群的情况吧。从他的日记片段里 ,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参加劳动 ,与工人结合 ,开始迈步（入）劳动化的道路。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工人小组会。工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工人们谈话时 ,我呆立一旁 ,完全插不上口 ,我发现 ,和工人们在一起 ,我感到急（局）促不安 ,和工人的关系有点僵 ,我遇到“群众关”了。……按照党的指示 ,我到一个先进小组李克盛小组跟班劳动 ,和工人一样连续干十二小时 ,同时还搞宣传工作。工人们也忙得团团转 ,顾不上和我说话。可是我感到 ,大伙对我亲切多了。……过年以后 ,小组的董师傅病倒了 ,我急忙赶到他家里去。他躺在炕上。他的老伴告诉我 :“有天晚上 ,睡得好好的 ,老头子猛地从床上跳下来卷起铺盖就往外跑。我追上去问 ,他才说了话 :厂里任务紧！前天回家一进门就病倒了。”可是董师傅却对我说 :“我今年才六十四岁 ,还能干十五年活。毛主席说要十五年赶上英国 ,我心里想 ,我今年就要赶上英国！为了早点到共产主义 ,我为什么不卖力气？让我离开‘大家’老待在这‘小家’里 ,根本办不到！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旧社会我倒有个‘小家’ ,可像吊在树梢上的鸟窝一样 ,老鹰一来就全完了。现在这个‘大家’ ,就像厂里抡锤一样有力量 ,谁敢来招惹 ,一下子就把他的骨头砸碎！”这是一个不眠之夜。董师傅的话老在我的耳边响着。那铮铮作响的语言 ,那闪闪发光的思想 ,像一道电光照亮了我几年来走过的漆黑道路。不久之前自己还认为“劳动是苦事 ,把劳动当做生活的第一需要是不可想像的” ,“没有小家 ,就没有天伦之乐 ,就空虚得很”。在董师傅面前 ,这些肮脏的思想是多么可耻和丑恶啊！下定决心 ,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这才是惟一的出路。连我也说不清楚 ,从什么时候起 ,我的思想感情开始了变化。我成了李克盛小组迷 ,有事无事总爱向小组里跑 ,有时做梦也想到他们。在一个温暖的夜晚里 ,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从前但爱书房静 ,今朝更喜机床喧。今日方知劳动贵 ,忘却“小我”喜开怀。从前只觉家人亲 ,反动阶级难舍分。如今小组得亲人 ,开口闭口谈克盛。小组好比一面镜 ,天天对镜洗心尘。一见小组心境高 ,个人主义难存身。夜深人静扪心问 ,配不配做小组人？痛下决心脱胎骨 ,誓作工人阶级一小兵。一九六○年年初 ,我们新闻系同学又被派往北京郊区 ,参加以“反右倾 ,鼓干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以后又到水利工地上劳动。我大概因为喜欢写点东西 ,就被安排在宣传队里。于是 ,在这本“班史”里 ,我也作为一个叙事者 ,来写《我们活跃在水利工地上》这一章。但这已是一种“我们”体的叙述 ,不再有“我”的故事 ,“我”被融入“我们”之中———我们这支小小的宣传队战斗在沈家坟工地上 ,已经是第七天了。沈家坟工地坐落在和平公社 ,工程的主要项目是一个全长二十四华里灌溉渠 ,经过和平、朝阳、中德三个公社三万民工的日夜苦战 ,工程已经接近完成。正在这紧要关头 ,下了几天鹅毛大雪 ,气温最低下降到零下二十八度。风雪严寒只是更激起了社员的冲天干劲 ,在这蜿蜒四十八华里的风雪渠上 ,社员们赤膊上阵 ,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工程进度迅速上升 ,我们宣传队员们也越发活跃。越困难越要搞宣传 ,越要唱得欢。在下了一天大雪以后 ,又整整刮了一夜的风。因为要到路上去搞鼓动 ,天还没有亮 ,四点多钟我们爬起来就往外跑。刚走出村子 ,风像海涛（以下几字不清） ,暴风雪铺天盖地的卷过来 ,人都站不住 ,呼吸也感到困难。路（以下几字不清） ,前面模模糊糊一大片 ,风雪翻滚着 ,什么也看不见。影影绰绰的 ,好像有人影在动。我们用手遮住脸 ,不顾一切的 ,踩雪小跑起来。跌倒了 ,爬起来 ;实在跑不动了 ,就喘口气 ,一个牵着一个 ,艰难地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只有一个信念鼓舞着大家 :一定要赶到社员前面去。现在正是考验人的时候。雪 ,飞舞着 ;风 ,刺骨地刮着。喝 ,我们都成了“白毛男”和“白毛女”了 ,头发、眉毛全白了 ,口罩也冰冻成块。跑到前面 ,我们都叫了起来 :一队社员赶在我们前面了！他们好像是从雪堆里钻出来似的 ,浑身上下全盖满了雪 ,但仍然和暴风雪搏斗着 ,向着工地 ,坚定地走着！他们看见我们 ,也有些惊奇 ,大声地快活地和我们打着招呼。一个老大爷对我们说 :“嗨 ,今天老天爷又来‘照顾’我们了 ,咱们就跟他干！”他举了举铁锨 ,脚下没留意 ,摔倒了。他立刻迅速地爬起来 ,对忙去搀他的我们说 :“小意思———咱这副老骨头挺硬朗 ,不怕！”旁边的社员都笑了 ,他自己也爽朗地笑了。这笑声 ,在这严寒的暴风雪里的笑声 ,好像有一股奇异的力量 ,把刚才存在我们心中的对于严寒的恐惧（要知道我们中间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暴风雪的啊）都驱散了。在这样的英雄的乐观的社员面前 ,还有什么能吓倒我们！我们把锣鼓敲起来了！仿佛是故意要压倒暴风雪这股猖狂劲儿 ,我们越敲越起劲 ,身上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一队队社员过来了 ,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 ,大声地唱道 :不怕北风呼呼吹 ,不怕天气刺骨寒 ,我们越干越是欢！……风直往我们喉咙里灌 ,每吐一个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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