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名称之争由来已久，其实，就社会学方面而言，这种名词之争在一系列与 社会学有关的边缘学科（社会学往往称之为分支社会学）都存在。比如，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心 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等学科都是如此，而社会学对此大都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即都承 认他们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因此，今日的社会学有百余个分支社会学；就拿与语言学有关的社会 学的分支学科来说，国际社会学会就有一个社会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管理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 学有关问题的研究。但现在问题倒是存在于与社会学有关的另一方的学科。本文并无意评判语言社 会学和社会语言学孰是孰非，而在于说明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而且在社 会学中也存在着一支研究语言的学派，他们的研究视角与我们所熟悉的理论视野有很大的不同。如 果说存在着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不同的话，那么，这种把语言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才 应该是真正的语言社会学。一背叛传统社会语言学是传统语言学寻求突破的产物。自本世纪初结构 主义语言学产生以后，迅速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学派，统治语言研究达半个多世纪。对研究一个具 体的语言系统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个十分适宜的科学的语言理论。然而，它也存在着致命的 弱点，它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自足的、封闭的系统，不与外部的社会环境发生联系，——— 尽管索绪尔在他的《教程》中也提到需要区分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但他的继承者们却忽视了 对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而将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到极致，再加之结构语言学一再强调语言学的研 究范围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严格区别开来，强调必须使用语言学内部关系的术语来分析语 言，这样就使语言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与日常生活相脱离，这样，这种科学化的理论终 于走上了它的反面，成为脱离实际的象牙塔里的学问。五十年代末产生的乔姆斯基（Ｎ．Ｃｈｏｍ ｓｋｙ）的转换生成语法对结构主义的弊端作了一些修正，但是，它的主题仍是语言能力，强调对 语言心理层次的研究，仍然忽视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仍然不注意语言的使用及其社会功能，因 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结构主义的弊端。这样，语言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这里指的是结构 主义）对学科的束缚，另寻出路。因此，批判结构主义、批判生成转换理论便成为社会语言学诞生 的理论前提。〔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促成社会语言学形成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动力，那就 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对语言学的影响〔２〕———无独有偶，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功能主义，也正是 在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样，语言学和社会学便在功能主义的旗号下汇合了起来 ，产生了社会语言学。二关于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争论既然社会语言学是在突破传统的名义 下诞生的，它的理论又受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因此应该说社会语言学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的 一门边缘学科。可是就在社会语言学诞生不久，语言社会学这个名词也在西方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了 ，使用得也极广泛，而且在许多西方文献中，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使用相当混杂。比如美国 著名的语言社会学家费希曼（Ｊ．Ｆｉｓｈｍａｎ）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他的社会语言学文章 多冠以语言社会学的名称。但在他的《社会变动中的语言》一书中，他把他的《论语言社会学》一 文放到《社会语言学的进展》的通栏标题下，在该书的另一篇———《语言社会学的应用》的通栏 大标题下，他又放上了《社会语言学的应用》一文。那么，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社会语言学 和语言社会学这两门学科到底有没有区别，他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应如何分辨其间的异 同。应该说，自６０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以来，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在西方，尤其 是在英美等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硬要区别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只能从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上去划分 。例如，英国学者赫德森（Ｒ．Ａ．Ｈｕｄｓｏｎ）在其《社会语言学》一书中这样定义这两门学 科的不同：将社会语言学定义为：“联系社会对语言所进行的研究，意思是（有意）说，社会语言 学是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但他又说，“从事社会研究的人已经发现，关于语言的若干事实能够 启发他们的理解……归根结底，很难想象有任何社会属性能够像该社会的语言那样特征鲜明，或者 ，其功能如此重要。‘联系语言对社会进行的研究’（我们的社会语言学定义的反面）界定性一般 被称为语言社会学的现象。”〔３〕在给这两门学科下过定义后，作者说：“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 会学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乃是重点的不同，它取决于研究者对语言还是社会更有兴趣，还取决 其分析语言结构或社会结构的技巧何者更为娴熟。两者有很大一块地带重合；试图对这两门学科做 出远比目前更为明确的划分似乎毫无意义。”〔４〕作者的立场很明显，那就是他认为，语言社会 学和社会语言学没有必要分家，研究内容可依研究者的兴趣采取某种侧重方式。同样的说法在西方 的有关文献中屡见不鲜。许多国外的社会语言学家往往是依着他们的兴趣来使用社会语言学（ｓｏ 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和语言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这两个术语，而一般不加以区分。当然这之中也有不同意见存在，比如费希曼就不完全同意将语言 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混合使用，他提出，应该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划分为宏观的和微观的两部分， 微观部分他称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变异（如阶级、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等） ，而宏观部分他称为语言社会学，研究的是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和语言与民族等问题， 但在他的文章中也能发现将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混合使用的例子，因此费希曼的这种划分也不 能被他自己坚持到底。然而，另有一些学者持与此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太赞同把社会语言学和 语言社会学混合使用，主张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有不同的领域和对象，理论上也各有不同，应 该是不同的两个学科。比如法国学者就持有此种观点，这是与法国的社会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不仅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也是法国语言学派的精神领袖，虽然涂尔干对语言只有极少的评述，但在涂尔干之后，法国的许 多社会学家都在其著作中论及到语言。比如与涂尔干同时代的另一名著名的社会学家塔尔德（Ｊ． Ｇ．Ｔａｒｄｅ）就有许多关于语言的论述，他还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学特别容易用来解释 语言和语言构成的变化。”此外还有许多社会学家，如科内热（Ｍ．Ｃｏｒｎｅｊｏ）、布留尔（ Ｌ．Ｂｒｕｈｌ）等人都有大量的篇幅研究语言。同样，法国语言学家也十分注重语言的社会性的 研究，并形成了法国语言学中的一支独特的学派———社会学派，该学派的首领就是法国著名的语 言学家梅耶（Ａ．Ｍｅｉｌｅｔ）。梅耶极为重视语言的社会影响，他指出：“社会变化是可以用 来解释语言变化的惟一的促变因素，因为，语言变异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有时是直接 的，但更经常的是间接的或受影响的。”〔５〕在我国，由于社会学界极少进行语言社会学的研究 ，因此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大都是在语言学界中进行的。由于语言和学术传统的影响， 在我国的语言学界中基本都是英美派的观点占有主流的地位，流行的都是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 混同说。虽然每位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也多数是在宏观的语言学项目（如语言规划 、语言管理等问题）的归属上存有争论，但仍没逃脱出英美学派内部的争论范围。只有少数学者对 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王康主编的《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语言社会学 ”一条的作者（毕可生）批评道：“社会语言学对社会与语言文字间的关系始终限于考虑社会因素 对语言的影响，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考虑语言文字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关系。 这就是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分野。”作者接着以汉字与文盲率的关系为例指出：“我国近几 十年来认为汉字难学难认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中国文盲很多，文盲率较高。但当代社会统计的 发达已有足够证据证明，文盲的多少和文盲率的高低与文字本身无关，而与社会发达水平有关。” （３５８页）作者断言：“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归根到底是语言学的 研究，它之研究社会是为了了解语言，而后者仍然是社会学研究，它之研究语言是为了了解社会， 它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因素，它和社会语言学把社会当作语言变异差别的因素不 同，因此两者不能混淆。”（２７０页）确实，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语言学和 语言社会学存在着许多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光是研究的兴趣和分析技巧的不同，而且也应该是分析 方法和理论视角的不同。社会语言学是从变异角度出发，来认识社会和语言的关系，它的基本出发 点是认为，语言自身是一套完整的体系，由于受到社会各因素的侵蚀而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某些 变异现象的发生。社会语言学就是从这种变异角度来分析各种语言变化现象的。当然，社会语言学 也包括一些很宏观的语言学项目，比如，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范等等。但有这些宏观项 目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虽然其主体是宏观性的，而且多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社 会组织、社会制度的方面的分析去全面地把握社会的运行态势，但是，社会学也有所谓的微观的一 面，最有名的便是所谓的微观社会学的代表———符号互动学派（此派的研究对象与语言研究关系 极其密切），它着重研究的是人际关系和互动往来。此外，在大量的社区研究报告中，社会学家也 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了极详细的描写。因此，社会学不只是一种宏观地分析社会的方法，而且还是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所以仅仅把社会学看成一个宏观性的学科，并根据此种理论将社会语言学分成所谓的以研究变异为主的社会语言学和以研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为内容的语言社会学两部分是缺乏理论根据的。真正的语言社会学应该着眼于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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