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百年前，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翻开了20世纪的中国译学研究的第一页，一百年后，我 们在纪念（天演论·译例言）发表一百周年的庆贺声中即将合上这一百年的择学研究史，这标志着 “译例言”对在中国译学界的长达一百年的影响的结束，这短短不足千言的译家经验之谈，竟能影 响一个国家的译学研究达一百年之久，它表明中国学者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何等的执著。新的世纪， 新的纪元，就要开始，中国译学研究何去何从，已引起了广大译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开放的中国 ，开放的世界，已经让我们的学者充分领略到了世界的广大，于是，在世纪末的沉思之中，我们已 不可能将自己的思路局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天地。在世界的大天地里，中国只能是一个小天地。中国 有悠久的翻译历史，西方的翻译历史也同样悠久。世纪末的中国学者早已不再夜郎自大，不断引进 的西方译学理论使我们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已开始注意到，译学的领域并不只限于“信 达雅”，点评式与随感式的经验之谈已逐渐为科学或系统的方法论所取代，译学研究者的目光已从 “标准”的规定机制转向了“目的”的动态选择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制约。我们已意识到，长达 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夜郎自大意识，还有文革期间的闭关锁国，已长时间地割断了中西方的学术交流 ，而西方各国之间的频繁交流，早已使他们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很多方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于是 ，我们已学会，在同西方学术思想的比较中，找出自己的差距，解决自己的问题，找到自己前进的 目标，一、中西译学研究差距翻开中西方翻译理论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译学理论的第一页都是由 翻译家而不是翻译理论家翻开的。翻译家的经验之谈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最初理论形态。然而，经验 毕竟是主观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往往带有片面性和任意性。在崇尚科学的世纪之交，经验之谈已不 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了。毫无疑问，翻译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因此，要想对这一语言活 动进行客观的分析，就离不开分析语言的科学──语言学。中西翻译研究的差距首先就发生在这一 层面上。西方有发达的语言学，而中国的语言学则还十分年轻，翻开西方的翻译理论著作，我们常 常可以看到作者深厚而扎实的语言学功底，他们中间许多人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学家。相形之 下，中国的翻译理论家中能真正称得上语言学家的人还不多。但我们的翻译理论家们已经注意到了 这一差距，为了使自己在评判西方语言学译论时更具学术资格，他们不仅潜心研究了西方语言学译 论，而且还刻苦钻研有关的语言学知识，从（翻译通讯）公开发行起（1980年），我们就不断 地看到对西方语言学译论的介绍和结合语言学理论所做的翻译研究。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有谭 载喜、金眼等。然而，中国的语言学毕竟还很年轻，中国的翻译学则更年轻。我们的翻译理论界还 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理论集团军。于是，同西方的语言学泽论相比，中国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深度 和广度上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深度上，我们的译论主要还停留在局部问题的研究上，具体表现 在解决局部或具体问题的论文多，而从语言学某一或多个分支学科切入，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的专著却很少；在广度上，我们的译论尚不能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来解决翻译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的语言学译论尚不发达的表层标志。相对而言，西方语言学译论不仅论文多，运用 语言学理论对翻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的专著也很多，如Caiford译论中对系统功能语法 的运用，Nida对转换生成语法的运用、Snell－Hornb中对格语法的运用（1988 ），Coriee对符号学的运用（1994），Gutt对语用学的运用（1991），Nor d（1991）和Hatim＆Mason（199）对语篇分析的运用，IHrs。n对语义学 的运用（1984），等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西方语言学国译理论的背后都有着语言学的一个或 多个理论系统的支撑。此外，作为文化传统的一种方式，翻译更直接地表现为文学活动、科学活动 、乃至宗教活动，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这些领域里的翻译活动。除了首要的语言学知识外，还要 有这些领域的专门知识。我们可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和德国戈廷根（ChtinttgenC enterfortheStudyofInempTranslations）文学翻译中心的 理论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在Defevere、Meschonnich和Barns tone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学理论的强大解释力，而从Nida的译论中则可以感觉到宗教 传道目的对报泽行为的制约和规定。就研究的重点而论，
文学翻译，由于其充满了语言的不确定性 ，是人们的兴趣所在。研究文学翻译，自然要有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客观地说，中国翻译理论工 作者并不是不了解文学理论。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理论大多借鉴于前苏联的文学理 论体系，对现当代蓬勃发展的西方文学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哲学、诗学和文化研究还不是很了解 。举例说，传统文学理论中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的论说就与当代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分歧，延安文艺 座谈会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比较重内容，而轻形式。这一传统直接影响了好几代翻译工作者的翻译 观，同时也是Ni山式译论能引起中国翻译Xi作者共鸣的主要原因，因为Nida的译论就是重 内容轻形式的典范（Keily，1979；Dehaer，1993＊enu氏1995）。然 而，当代文学理论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探讨有了新的发展，形式对内容反作用以及形式本身的审美 价值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有不少泽学研究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在翻译中不能 得“意”忘“形”。同我们的语言学译论的现状一样，我们的文学翻译理论也是论文多，专著少。 比较有影响的文学翻译理论专著，80年代有张今的（文学翻译的基本原理），90年代有许钧的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和申丹的StylisticstalFictional’lransl anton（（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总的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翻译理论工作者的文学理 论和文化研究功底，尤其是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所必需的哲学功底，还不是很扎实。从文学理 论的角度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也同样存在着广度和深度上的欠缺，系统而深入的文学翻译研究和文 化翻译研究还不是很多见，经验主义的直觉判断还不时见诸于理论文章之中。相对而言，西方的译 本研究派（TranslatioStUdies）在这方面的路子走得就比较宽，也比较远。译 本研究派主要是由一些从事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组成的，其理论根源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有 Evan－Zoha、Defevere、Bassnett、T0ury、Venuti等等。 像Evan－Zoha提出的多元系统、tefeve。提出的制约翻译过程的三大因素（pst rom用民p比ties和ideology）Venuti提出的阻抗式翻译（resista nttranslation）、Bassnett的文学翻译观和Toury的翻译规范论（t ranslationnorms），均是当代国际翻译理论界的兴趣热点，当代西方文学派翻译 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文学理论融入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点，同时将当代文学理论对文化和历史的关注 导人翻译研究，一反语言学翻译理论的静态比较的方法论传统，提出了历史描写主义的动态翻译观 ，将翻译研究的领域扩大到了文本之外。有人认为，中西翻译研究存在着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其实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否具有翻译学这门人文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思 维方式。理论研究所要求的思维方法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思维方法。著名翻译理论家张今先生为了弄 懂（易经）的思维方法和哲学思想在古稀之年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适合翻译研究的 ‘唱经语言学”，（不知现在是否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易经）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式哲学思维模 式。我们都知道，就像西方语言学、哲学、
文学理论、文化学理论不好啃一样，（易经）也同样不 好啃，可以说任何系统的科学理论都不好啃，中西概莫能外。啃不动就不啃，不是理论家应有的素 质。有一个对比不能不让人感到沮丧：看看我们的翻译著作后面的参考书目，再看看西方翻译论著 的参考书目，就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的理论阅读面和量都比我们的大得多。不具备理论研究所必需 的思想武器，自然无法预料和解决理论研究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的理论斗士没有锐 利的思想武器，他拿什么上理论战场去搏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翻译著作已经出了三百多本。 这个数字显然已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翻译理论著作的总和。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这些 著作并未引起国际翻译界的重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原因，那就是大多这样的著作都 没有翻译成外文，但这又不是根本的原因。当我们翻开西方翻译理论著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为 什么我们的这些著作没有被译成外语。与西方翻译理论著作相比，我们的翻译著作大多属于教科书 式的技巧罗列。程唤金的三斧头在大多数流译书中都可以见到：翻译标准、直译意译。翻译技巧1 23……（规定时，规定得太死，描写时，描写得太括，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令人信服的理论深 度和广度。）总而言之，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中国的翻译研究的长处是重视具体的语言结构的对 比，从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规律中找出翻译对应：从“的”字结构到长句翻译，从成语到语篇类型， 都做过系统而全面的比较，并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对应选择。不足之处是在理论建构中重经验、重规 定、重静态微观对比，缺乏理论深度和广度，科学性、系统性和创造性不太突出，相关学科的理论 基础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仍左右着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相形之下，西方翻译研究重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创造性，理论建构上规定性和描写性并重，近年来尤以动态的历史描写为多，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尤其让人称道的是对相关学科理论的应用，几乎任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学科理论，如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符号学、格语法、语义学、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