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 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但是，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不足，给这一课 题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本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的发现，为秦汉邮驿制度 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新材料，极大地促进了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迄今为止，对秦汉 邮驿制度的研究虽不及该时期其他领域诸多问题的研究那样细致深入，但与前相比，仍然取得了可 喜的成就。以下就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作简要介绍。一本 世纪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本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为第一阶段 ，此阶段虽屡有秦汉简牍出土，但公布较晚。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１９５ ３年始由大英博物馆公开发表，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１９４８年出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 》之《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分别于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由四川南溪石印，直到１９４９ 年始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因而，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 利用简牍材料的研究者不多。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邮政发达简史》①，杨志章《中国邮 政制度考》②，张梁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③，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初稿导言》和《汉代邮 驿交通史略》、《整理邮驿史料之商榷》、《先秦邮驿交通史略》④，贺昌群《烽燧考》⑤，孙毓 棠《汉代的交通》⑥，吕思勉《汉世亭传之制》⑦，严耕望《汉代之亭制》⑧，劳干《论汉代之陆 运与水运》和《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①０和《敦煌汉简跋十一》①１ 。有关著作还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成丛残》①２、张梁任《中国邮政》①３、楼祖诒《中国邮 驿发达史》①４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①５。这些论著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除 楼祖诒等人以秦汉邮驿制度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外，其他学者多是附带论及，偶有专门探讨也显得很 零散，因而缺乏对秦汉邮驿制度较为系统全面的把握；至于对某些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探讨，则显 得更加薄弱。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日本学者浜口重国和伊藤德男分别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４１年 的《东洋学报》２２卷４期和２８卷３期上发表了《汉代的传舍——特别是其设置地点问题》和《 汉代之邮》两篇文章，对汉代邮驿制度进行了探讨，虽未能看到全文，但后来森鹿三和大庭在各 自的文章中都引用并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因而得以了解文章的梗概。①６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建立到１９７６年为第二阶段。①７此阶段有关论著的数量不多，但不乏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 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这与居延汉简的出版是密不可分的。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０年 ，劳干在台湾先后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和释文之部的重订本。此间，科学出版社于１９５ ９年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部分居延汉简的照片整理释读的《居延汉简甲编》，共收 入居延汉简２５５５枚，其中有照片、释文和索引。虽然这些版本都很不完整（１９３０年，西北 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地共获汉代简牍一万多枚），但却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 所不载的许多新材料，而且还可将释文与照片互参，为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此阶段对 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由此而引发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劳干《汉代的亭制》 ①８、陈直《汉晋过所通考》①９、陈梦家《汉简考述》②０、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②１ 、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②２和陈公柔、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②３，人民邮电 出版社还于１９５８年出版了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此外，国外学者也有多篇论文发表，主要 有：藤枝晃《汉简职官表》②４、鲁惟一《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②５、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 》之一、之二②６和《居延汉简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为中心》②７、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 的马》②８和大庭《汉代的啬夫》②９等。此阶段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汉简材料，又不拘泥于汉简 ；既有总体全面的论述，也不乏对个别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举凡汉代邮驿制度的渊源流变、邮驿 组织机构、邮书传递方式、管理制度、邮路与邮站及汉代邮驿在邮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论及 。如劳干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从亭的布置、建筑、行政及都亭和传舍四个方面对汉代的亭制 进行了研究。陈梦家根据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资料，列出了邮程和邮站表，对汉代的邮书记录、运 行和管理进行了探讨，把汉代邮书课的内容归纳为邮书方面、邮书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及收 文者、邮站和传递者、邮站收发时刻、邮程及时限、传递方式和其它等１０个方面，从而将汉代邮 驿制度的研究从较为宽泛抽象的概论引入到更为具体细致的深入探讨。而楼祖诒则将汉代邮驿制度 置于邮政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论述了汉代邮驿制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 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重从细小问题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 永田英正通过对陈梦家据以立论的居延汉简材料进行重新考释和分析，指出了陈先生所列邮站表中 的错误，颇具说服力。虽然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与第一阶段相比，确 有很大推进和突破，很多方面对后来的研究者也颇多启发。从１９７６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 段，大量秦汉简牍先后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１１ 号秦墓出土了１１５５枚秦简，其中《秦律十八种》中的《语书》、《仓律》、《田律》、《行书 》、《金布律》、《传食律》、《内史杂》等篇中有许多秦代邮驿的律文。这些材料由《文物》１ ９７６年６—８期首次公布后，１９７８年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由于此前 从未有秦简出土，故其史料价值极大。在此以后，又有多批汉代简牍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或出版 ，有的则经重新校释整理而再版。其中与邮驿有关的主要有：１９８４年公布的《敦煌酥油土汉代 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和《甘谷汉简考释》③０；文物出版社继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出版林梅 村等编著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后，又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０年先 后出版了谢桂华等校释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单位联合整 理编著的《居延新简》；１９８８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等 注的《居延新简释粹》；甘肃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１年出版了吴骧等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 １９９７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四单位编著的《尹湾汉墓简牍》（此前，《文 物》１９９６年８期刊登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随着大量新材料（尤其是云梦秦简、居延 新简、敦煌汉简和尹湾汉简）的公布和出版，学术界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 硕成果。其中有很多学者充分利用新资料，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时，还补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 不足和错误。此阶段研究论著甚多，不能一一列举，择其要者有：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 云梦秦简札记》③１、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③２和《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 记》③３、《论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 ③４、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③５、《封检题署考略》③６、侯灿《劳干〈居延汉 简考释·简牍之制〉平议》③７、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③８、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 政蠡测》③９、张玉强《汉简文书传递制度述论》④０、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 考》④１、曹尔琴《中国古都与邮驿》④２、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④３、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④４、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 出土木牍》④５、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④６、大庭《再论“检”》等④７； 此外，出版的专著有：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④８、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④９、中国 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⑤０、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⑤１、臧嵘 《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⑤２、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⑤３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秦汉邮驿 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如熊铁基先生 充分利用云梦秦简和有关文献与汉朝制度相互参证，对秦代邮传的作用、交通工具和传递方式、传 食和馆舍以及符传等进行研究，勾勒出秦代邮驿制度的基本线索和内容，论证了秦汉邮驿制度是前 后相承的，从而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邮驿制度研究中的空白。高敏先生通过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系统 考察，认为虽然春秋战国就已形成邮驿制度，但其迅速发展和组织机构的逐渐完备，还是在秦汉时 期。日本学者大庭在总结了王国维、原田淑人、劳干、侯灿和李均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汉代检署制度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他学者的论著也多有创新，不再赘举。二 回顾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状况，可谓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但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成果，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１．邮驿机构。关于秦汉邮驿机构，普遍认为可分为邮、传、亭 、驿四种，但就相互间的关系和异同，则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敏等认为，邮、驿、亭、传的 差别主要是职能和设置距离的不同。邮、亭均具有邮传机构与专政机构两方面的职能，而传、驿则 主要是邮递性质的机构；邮是五里一个，亭是十里一个，驿、传则是三十里一置。此外，就规模而 言，驿、传较邮、亭为大，除有食厨、传舍以供食宿，还有厩置以供车马；至于驿、传之别，则“传用乘车而驿用乘马而已”⑤４。白寿彝认为，邮和亭是不同的，亭是供客止宿的地方；邮是传书的机关，也可供人止宿，郡县各行政组织间的文书、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邮；驿也是传达消息的设备，与邮相似，二者的不同是在传书的方法上。邮有邮人，可以负完全传寄的责任；驿则只供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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