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我国文化史上极其绚烂的一章。先秦诸子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 极为深远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尚未结束之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诸子一时竞出的原因。《 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 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淮南子·要略》则认为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应 时而兴。班固《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的《七略》)则从探讨学术渊源的角度,提出诸子出于 王官说。对救时之弊说历来人们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对“诸子出于王官说”则至今见仁见智 ,意见甚分歧。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贡献和不足之处作初步分析,错误之 处,谨请方家指正。一 前贤时哲观点之摘要及简评在具体分析“诸子出于王官说”之前,我们先 回顾一下前贤时哲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说。他在1906 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中说:“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 ,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 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宦寺;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章先生指出了上 古时代学在官府,但正如沈文倬先生所批评的,他对夏、商、周三代的世官制度了解不全面,故而 对王官之学也了解不全面1。章氏又在《国故论衡·原学》中说:“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 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此说是对汉志出于王官说的阐发,但章氏 未能指出,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已经起了质的变化。胡适先生于1917年发表《诸子不出于 王官论》2,反对章氏的观点。他认为说诸子出于王官,“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 ”,“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他说:“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 ,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 周礼》伪书本不足据。”胡先生反对诸子出于王官论之症结,就在于他认为古之王官“定无学术可 言”。这是由于胡先生不了解三代官学之灿烂辉煌、博大精深。至于《周礼》,学术界已经有了定 论,“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大致综合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官制 ,也夹杂着战国时期的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3 。不能因为《周礼》晚出,便否定王官制度和王官之学。胡先生又云:“如云纵横之术出于行人之 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二者岂相为渊源耶?”胡先生把事 物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然而他的否定也启发我们,不能对《汉志》之说作望文生义的理解。不可 否认,胡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他赞同《淮南子》的诸子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说 。他指出诸子之间的交光互映,互相融摄,互相促进。他说:“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 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熏化。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聃 之影响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义者,正也。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则同于‘政者正 也’之说矣……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其间交互影响 之迹,宛然可寻……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 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儒家 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 ,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 于天而不知人’,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 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之儒家而为‘法后王’ 之儒家、法家。”这些发表于八十年前的精辟之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我们不能因为胡氏反对 诸子出于王官说,便以瑕掩瑜,全盘否定他的这篇文章。值得指出的是,胡先生是最早提出地域文 化概念、地域文化与诸子诞生之关系的问题的人。他在其未完稿《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指出, 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思想界出现了大混合的倾向。他说:“在那个时代,东方海上起来了一 个更伟大的思想大混合,一面总集合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仰,一面打开后来二千年中国思 想的变局。这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向来叫‘阴阳家’,我们也可以叫他做‘齐学’。”4他又说 :“齐学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家(黄老)。因为这些都是起于齐国,故总名‘齐学’。”5傅 斯年先生于1929年发表《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一文,认为其师“不尽揣得其情” ,“若忽略此凭借亦不能贯彻也”。6冯友兰先生在其早年著作《中国哲学史补》里说:“儒家出 于文士,墨子出于武士,道家出于隐士,阴阳家出于方士,名家出于辩士,法家出于法术之士”。 7他晚年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则全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从宏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方面来阐述“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8吕思勉先生在其名作《先秦学术概论》中支持章氏之说。他说:“诸家 之学,《汉志》谓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盖一言其因,一言其缘……先秦 诸子之学,极为精深,果其起自东周,数百年间,何能发达至此?且诸子书之思想文义,皆显分古 近,决非一时间物,夫固开卷可见也。”他指出,诸子之学所以必出于王官,是因为“古代社会, 等级森严。平民胼手胝足,以给公上,谋口实之不暇,安有余闲,从事学问?即有天才特出者,不 假传授,自有发明。然既乏师友之切磋,复鲜旧闻为凭藉;穴隙之明,得所亦仅,安足语于学术? 即谓足厕学术之林而无愧,然伏处陇亩之中,莫或为之传播;一再传后,流风余韵,亦渐即销沉矣 。贵族则四体不勤,行有余力。身居当路,经验饶多。父祖相传,守之以世。子产有言:‘其用物 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所发明,非仅恃一时一人之思虑者所能逮,固无足怪”。他又说:“ 《汉志》谓九流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此说最通。学术思想 ,恒由浑而之画。古代哲学,侗而不分家,盖由研究尚未精密之故。东周以降,社会情形,日益 复杂;人类之思想,遂随之而日益发皇。各方面皆有研究之人,其所发明,自非前人所能逮矣。然 崇其所善,遂忘他方面之重要,则亦有弊。而苟非高瞻远瞩之士,往往不免囿于一偏。诸子之学, 后来所以互相攻击者以此。”9吕先生之论甚为通达,可谓向前进了一大步。侯外庐先生则在《中 国思想通史》中指出:必须对诸子之产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不是如‘诸子出于王官’( 《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淮南子·要略》)一类的望文生义的说明 ”。他说,春秋中叶铁器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铸币的大量出现,动摇了氏族制度。“分工的发 达,分裂出了新阶级……以至于产生了土地私有的显族制度,因而阶级斗争的变化决定了‘显学’ 的形成。所谓诸子之学既然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这一意识的分裂,就形成‘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的学术,它反映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分裂,反映了由氏族贵族的所有制转化为地域化私有 的多元所有制,以及工商业分工的发达。政治上既然‘士无定主’,意识上也就冲破了礼的樊篱。 ”他指出,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礼贤”的风气对诸子之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又指出,“春 秋的绅儒术”是“战国显学的过渡桥梁”,邹鲁绅先生是“由官学到私学转化的过渡人物”。 他还说:“‘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自然是不可信的,但诸子或多或少依据西周的传统思想,以先 王形式的理想化作为推论的前提,则是没有问题的。”10侯先生全方位地探讨了“百家争鸣”的 起因,影响很大。但他未及客观地、深入地探讨王官之学与诸子之学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 遗憾。1981年任继愈先生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区性》一文。他指出:“哲学是生产 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特定的社会 环境因国家、地区而异。这就给哲学思想带来了民族的、地域的国别特点。”他说:“中国春秋战 国时期,正当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各阶级和阶层利益不同,要求也不同,才呈现了‘百家争 鸣’、学术繁荣的局面。这一看法,原则上是对的。但这种解释还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因为它过 于简单。”他列举同属新兴地主阶级的孟子、商鞅和荀子的不同政治主张,说:“出现这种差别的 原因,当然首先是地主阶级中有不同的阶层和政治集团,其次也应看到与当时地区性文化传统有关 。”他根据文化传统的不同,划分了四个文化区、四种文化类型: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 和燕齐文化。四个文化区中如三晋处于四战之地,为了在激烈斗争中求生存,对内注重改革,加紧 练兵、储粮;对外则需要分析国际交往的利弊,充分使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利用矛盾,争取外援, 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自己的力量。故法家、纵横家都涌现在这一地区,这是形势逼出来的。荀卿学出 儒门,却有法家思想,与他生活在赵地,受三晋学风影响不无关系。11他说:“事实上任何学术 流派都是一定地区、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任何学派都不能纯而不杂。学术流派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它们的交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学派发展既有思想传承关系,又有地区横向联系的关系。”1 2任先生的研究成果把先秦诸子研究推进了一步,迅即成为学界的共识。沈文倬先生于近年发表《 略论宗周王官之学》,13从《周官经》考证宗周的设官分职和王官之学。沈先生说:“刘歆论战国诸子出自王官,自指周王之官。”“宗周官学的特点在‘学在官府’。”“官学教、学的内容是根据官责首明职掌的原则,确定每个官所担负的事务及其履行之法。凡官总有任免交接,接任者应该接受前任者处理所担任事务的整套做法,加上自己多年履行时所得的经验,通过口耳相传,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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