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成功，对于世纪末中国的文坛和学界，都是个极大的刺激。所谓雅俗之争、所谓大／小传统之 别、所谓高等／大众文化的分野，由于《笑傲江湖》等小说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在上述三对概 念中，“雅俗”的历史无疑最为久远，边界也最为模糊。选择相对含混的“雅俗”作为论述的主线 ，缘于金庸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迷恋，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 谈论武侠小说在本世纪的命运，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或者工业文明的横 扫千军，还必须将“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虑在内。时至今日，称金庸的贡献 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不难被学界认可。难以说清的是，金庸的成功， 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若是后者，则敢问“路在何方”？大 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追问金庸是否提升了武 侠小说的品格，或者设想武侠小说到底还能走多远，主要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从另一侧面理解 这一小说类型的潜力，并进而破译金庸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谈论本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衰 ，无法绕开其与“
新文学家”的尖锐对立。金庸自然也不例外。惟一不同的是，金庸不满足于自坚 营垒，而是主动出击，对新文学家的选择颇多微词。因而，本文的写作，不能不时时回应五四以来 新文学家对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的严厉指责。１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 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 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①。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 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 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①，金庸对 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 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 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 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 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 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 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 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 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 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 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 不群。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 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②，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 ，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 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 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 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 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 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 在不能想像。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评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 ，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查氏之政论文章，读 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 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 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③。后者则有查氏《北国 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江泽民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江总书记”，却 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④。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 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 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 ，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 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 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 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 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 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 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 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 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 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 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 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 ”，金庸演讲的是“
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 ，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①如此立说， 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 关注他真正的“学问”。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 业”。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 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社评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社论 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像，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 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 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 湖》的《后记》中，金庸称：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 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 价值。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 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即便小说家无 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 ，“串行”发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 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 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 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 、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 巨大张力。２武侠小说与《明报》社评，二者不可通约，可也并非完全绝缘。强调金庸的小说与政 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其实是为了指向武侠小说之特色：极大的兼容性。很难想像言情小说或侦探小 说也能如此“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篇幅巨大，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小说家纵横驰骋，这 并非主要原因。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从一诞生起，便趋向于“综合”。同是武 侠小说家的古龙，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在一次与金庸的座谈时，曾称：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 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 。①古龙举出金庸的小说对于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借鉴。其实，这并非金庸个人的独 创，而是小说类型的内驱力决定的。在我的论述框架中，游侠文学源远流长，但作为小说类型的武 侠小说，则只能说是后起之秀。清代侠义小说在其走出混沌状态的过程中，从公案小说学来长篇小 说的结构技巧，从英雄传奇学来打斗场面以及侠义主题，又从其对手风月传奇那里学来了“既侠又 情”②。进入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声威日渐壮大，其综合能力也日渐高超，以至逐渐成了章回小说的代表。六十年代范烟桥改订《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时，论述的次序是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
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九十年代王先霈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已经成了通俗文学的排头兵，而后才是侦探小说、
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③。后起的武侠小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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