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所著的《文史通义》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说，史学家能不能为文章之士这一 特殊的群体，写出一种特别的历史，就像司马迁、班固曾经在司马相如、扬雄“列传”中做过的， 记述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展示他们的赋作，使“文苑必致文采之迹”。他在《诗教下》检讨 说，自从东汉以后，《史记》、《汉书》的传统似乎就中断了，史学家越来越失去了对付日益增多 的文人及其作品的办法，史部与集部的距离渐渐增大，史书里的《文苑传》名义上是为文士而立， 文士的作品却连同其事迹被一再简化，最后仅剩下干巴巴的、对于文章之士毫无意义的官阶贯系， “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章学诚因此问道，在如今隔膜已经很深的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 中间，史学家是不是还应该去寻找对话与沟通的路径？以章学诚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头，是因为下面 就要谈到的，他在《文史通义》里提出的史学理想，百年之后似乎有了回应，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 答案之一，便在二十世纪出版过数百种的“中国文学史”中。不过由于学科变化的缘故，在章学诚 时代，这问题涉及到的原来是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间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史学与文学间的关系；起 初，这一问题的提起，针对的是史学家，后来则是由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担当起了解决它的任务。恰 如这个世纪的人们普遍理解的那样，“文学史”正是结合文学与史学的一种学问，文学史的编纂， 其核心正在于完成对文学包括文人、文章及与此相关的现象的历史叙述，因此，“文学史”这一舶 来的著述体裁，至少可以说是接近于章学诚理想中的那种史书样式，至于文学与历史能够在这个时 代借助于“中国文学史”的形态，实现它们的对话与沟通，关键还在于在这两个学科自身的转变过 程中间，产生了一些促使它们互相接近的因素∶首先是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在这一阶段，中国的 传统史学遇到了科学史的强力挑战，以政治为核心的历史观念逐渐瓦解，史学研究的重心向着范围 更广的文化领域倾斜，其中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和胡适一班人所热心的“国学研究”（１）， 就都是要以文化史观取代政治史观，以多种领域的历史描述取代唯帝王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描述。史 学研究者相信，由经济、制度、艺术、宗教等各个角度进行分门别类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文 化史产生的必要前提，而文学的历史，恰巧也就是笼罩在这新的史学景观中的一支，文学史当然属 于其中的范畴（２）。其次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趋向。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也受到了西 方近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人们开始感到传统批评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主观性妨碍了中国 文学的“有系统的研究”（３），于是希望能够“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 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园地”（４）。在这个时代， 尽管人们把文学当作人类情感的产物，却认为文学研究同一切学科研究一样，应当具有科学的性质 ，应把客观、真实当做其价值衡定的标准，尤其是古代文学领域，人们觉得既然过去的文学在本质 上讲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对它的研究当然就要“始终站在历史的观点上”（５），要致力于对文学 历史真相的考察和再现，而这样一来，文学史在其研究手段和目的上，有时就与历史学自然达成了 一致（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被裹在历史研究的氛围里，这注定了它始终要受到同时代史学 的巨大影响，文学史家虽然面对着特殊的文学问题，却也往往要借助于历史学界普遍使用的话语来 作为思考和回答的工具，从吸取史学的若干观念、技术到分享史学研究的一步步成果，文学史经常 要从历史学科的发展中获取自己的资源。顺便要说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试图描绘中国历史的 全部过程，因而造成了“通史”体裁的发达，与此相应，便也有了贯穿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史通史 。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通常就是由上古写到清末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延伸出近代、现代和当 代文学史，为了便于集中话题，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由上古写到清末的现在叫做中国古代文学史的 范围），显然，当这一阶段内产生的文学进入到文学史的视野以后，它们就整个成了与当前隔绝的 被封闭的历史，成了文学史家所要追述的往日故事；而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由此也就有了一般历史叙 述的性质，它是一种追忆，一种编撰，是在“历史想象”中进行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的 完成，都曾经过叙述上的虚构和情节化的操作∶覆盖它的页数并不等于真正流逝的时间，历史事件 的顺序以及凸出或隐匿的安排明显地依据着一定的逻辑关系；贯彻全部叙述起到提筋架骨作用的， 不仅有一系列经过精心选择的轴心概念和语汇（平民与贵族、形式与内容等），还有经过人为设置 明晰可辨的开头、中部、结尾这样的段落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家其实很像那舌底生花的说 书人，他们的叙述必须时时满足情节虚构的形式化要求，但不同的是，文学史家又从不把自己当成 一个简单说故事的人，他们的目标，更是要在这样的叙述中达到对于真实的文学历史的还原。还原 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正是本世纪大多数文学史家的信念和心愿，人们不仅相信有过一个实存的 文学历史，还主张通过精心的“考古”手段，用文学史的形式将它客观地再现出来。就是在这样一 个背景下面，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者们渐渐酝酿出了他们理想的叙事方式，他们不断地用历史来解释 文学的存在，用历史学的观念、方法、技巧来圆满编织和随时丰富文学史的传奇故事。因此，如果 要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是靠着历史学的滋养形成的，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神话，也 许并不算夸张（７）。二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格局，大体形成在二三十年代，在这一段时间里，动手 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人也格外地多。其时正当文学革命高潮过后不久，很多曾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 的人，不约而同地将兴趣都转移到了旧文学的整理上。他们一面希望能把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新观念 ，和通过留学、阅读译著等途径学习到的新方法，放进文学史的著述实验中，一面也是期望着能在 这块园地上，继续找到新文学建设的突破口。由于对中国文学史的这份新的期待，使许多编纂者在 重新审视和体验过去文学的时候，首先意识到的就是要将当代的历史意识、文学观念投影其中，要 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构思及讲述文学史的故事（８）。述及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形成，首先要提 到胡适和他的《白话文学史》（９）。胡适也是最早转向整理和研究旧文学的一个人，他后来屡称 自己有“历史癖”，多次向人表述这样的治学经验∶要研究一件事物，最好从研究它的历史开始， 先了解其脉络系统，譬如研究文学，便要先从文学史入手。对于中国文学史，胡适在早年写给《新 青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时，曾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写文学史的关键是要 树立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念”，他批评张之纯和早年一些“谈文学”的人，以为他们的许多谬误都 出在没有历史观念上（１０）。所谓的“历史观念”，即梁启超１９０２年在《新史学》中宣布的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１１）胡适本人在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又据此敷衍出编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套步骤，叫做 明变、求因和评判（１２）。由此，胡适指出，“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 后之关系，最难截断”（１３）。１９２８年，胡适把他陆陆续续讲了六、七年的《白话文学史》 付梓出版（１４），一方面表明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的眼光”，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运用“ 历史观念”勾勒文学史线索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技巧。讲“白话文学史”的动机，自然缘于他热心参 与过的白话文学运动，他说，当此之际提出新的文学史见解应该是最有效的武器（１５），他为白 话文学作史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是“中 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用历史来捍卫白话文学在现实中的地位，这种意图不但使胡适选择了文体 为文学史的切入口（１６），也决定了他逆时观察与“倒着讲”文学史的思路。他更巧妙地将“一 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来历不晚的老话嫁接过来，从民国的白话文学到（明）清小说，到明代传奇 ，到元朝的杂剧和小曲，到宋朝的词……一方面瓦解了诗文中心的观念，重新安排了文学经典的形 象，让那些旁行斜出的（平民的）“不肖文学”以一种与正统（贵族的）文学二分天下的姿态取得 它的“话语”地位，一方面又在这两种文学势力历时性的对抗消长中，展开了线性的叙述（１７） 。《白话文学史》实际出版的只有汉代到唐代一段的历史（唐代还只有韵文那一半，尚缺散文部分 ），从目录上可以看出胡适的构思是以唐代为轴心，由此反向延伸到汉代，以唐代为这一段文学史 的真正起点的（１８）。选择唐代文学为突破口，在胡适，恐怕与他对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的关心， 以及由此引起的研究唐代问题的兴趣，有很大关系，这或许就是他进入中国文学史领域所设置的最 初一块基地。但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导致他在文学史上不像一般的历史叙述那样采取由远及近、 由彼及此的构思方式，却靠截断中腰为其开端的原因，正在于他所执的“历史观念”。胡适凭着自 己的历史观察和体验，首先确定了唐代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座标点。在这个新的座标指引下，胡适对 于文学史的叙述，便不再是参照物理上的时间流程，而是按照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进行的。在《白话 文学史》的时间表上，上一个时代之所以与下一个时代相衔接，那是因为前者为源，后者为流，前 后时代有着某种逻辑关系的缘故。胡适曾将他这一打破历史叙述常规的思路，叫做“祖孙的方法” 。他形容说，你得把所要研究的点放在中间地带，“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 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１９）。胡适说过，做历史的关键在于对史料作何种解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他在对早期文学研究的分析中也曾指出，那时“国内一班学人并非不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２０），而“白话文学史”的构成，相当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种对古代文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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