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乍一见“流外丧志”这说法，吓人一跳。上下文则叫人透不过气来：近现代史，民族衰亡，外敌入 侵，国内战争，阶级斗争，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流外丧志，欲海浮沉，从外到内，从肉 体到灵魂，记忆的创伤几乎是不同阶级，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无一幸免……这是我们的生活 经验。往下，读到结论，更叫人掷书而叹：我们民族或个人的记忆可谓多矣，创伤记忆可谓重矣， 但我什1激发的原创性作品，为何不相称地少，简直令人吃惊地成反比，是何道理？①墨哲兰先生 提出的“为何？为何？”当然并非区区浅学所能回答，我只是觉得“流外丧志”很值得玩味，作为 与“外敌入侵”或“文化大革命”等值的“创伤性记忆”倒也是新鲜的提法，比偶然见到的“大一 统式”的称呼，如“中国文学的海外兵团”②，更有点意思。不管怎么说，大陆海外文学已经成为 “一种文学”。最近大陆出版社推出好几套丛书或选集，例如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海外大陆女作家 丛书”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海外作家丛书”④，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海外批评家丛书”⑤，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海外博士文丛”③。选本如珠海出版社正在印的《海外女作家小说选）｝， 《海外女作家散文选》①，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出版的《留学生文学选昨。华侨出版社的“文翰阁 丛书”则一视同仁选出海内外作家③但是，我应当指出的是，相比与海外作家的创作成绩而言，国 内出版界和杂志社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有影响的“跨世纪文丛”，已经出版四十多本，没有 一个海外作家；作家出版社的“新人丛书”坚持多年，从来没有看顾海外；河北的“红罂粟丛书” 出了近三十本，除了香港算半海外，没有一个海外作家入选。这单子不用开下去：无，是正常；有 ，是①墨哲兰：《记忆，为重复，还是为创新？》花城》1996年第1期，200—201页。 ②见于华侨出版社1996版严敲警《扶桑》封底语。③包括查建英，刘西鸿，虹影，严闹革，友 友，各一本小说集。④包括严田警，徐晓使，赵毅衡各一本小说集。⑤江奇勇主编。③已经出版的 有金丝燕的《象征主义与中国诗田》．刘康的《对话诗学》等。①虹影编选，1996年夏出版。 ③王浙编选，应当已经出版，本人尚未见到此书。⑤“文闻阁丛书”第一集包括王蒙、林斤价，从 维熙，徐小过．李国文，虹影，严系等．林哲各一本，后三人是海外作家。非正常，是特别照顾。 实际上，上一段说的几个例子，在大陆出版界的每年几万种书的汪洋大海中，只是偶然一见的浪花 。至于虹影和我合编的《海外大陆作家选集》三卷，1992年已经编定，次年已三校完毕制成胶 片，却至今未能面世。转了几个出版社，最后还是无人愿意出版。大陆有的是挖空心思找冷门的出 版家。他们的确嗅觉很准，看出这并不是个有利可图的事业——无法造势，无法炒红。至于批评， 那就几乎见不到。我检查了国内多种重要的文学评论刊物，学报，和文学刊物的评论栏，讨论大陆 海外文学或海外作家的文字，每年恐怕只有一篇二篇。比起讨论港台新马海外文学的文章洪流，不 仅无法比，而且搁在什么角落根本找不到。因此，下面的文字，可能真是补一个缺门。2文学家侨 居，在现代世界，本是相当普遍，除了一些个人的选择，像srenburg，Celan，Ra shdle，Nalpaul，Kundera，Mllosz等，只能在异国写作。也有一些集 团性的漂流：本世纪初，美国现代文学的未来骄子几乎全部集中到伦敦的肯星顿（Pound，E liot，H．D．）fo巴黎的左岸（Stein，Heming”“y，Fitzgeral d），从那里出发颠覆了上世纪留下的美国文学的维多利亚式主流：爱尔兰文学家（Wilde， Yeats，Shaw，Joyce，Beckett）几乎都只能在爱尔兰之外写作。这虽然与 文化情势有关，但还是基于个人的选择。作为文学史现象的侨居文学，是一种几乎非个人的选择， 是文化情势的产物。可引的一个前例是本世纪的俄国文学，从Punin，Adreev到Nab okov，Korzlnsky到Brodzky，Solzhenitzen。与我们说的情况 不同的是，这批俄国作家几乎全是因为政治原因而移居，在文化上是个比较单纯的现象，与我们面 对的课题不属于一类。这些作家坚持俄罗斯文化，是无庸置疑的事，不必过于复杂的痛苦思索。拿 sroazky一清二楚的名言来说，就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有二：俄国文化，美国护照”。另一 个例子历史悠远，却可能更贴近，那就是三千年前被迫散居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文学是他们坚持 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目的是抵制客居文化的同化压力，避免失去与民族母体（哪怕是想象中的母 体）的联系。此种有历史实在性的侨居文化状态，一般沿用希腊词山aspora，我建议译成“ 散聚”，既散又聚——人散心聚，身散神聚，言散文聚。散聚并不只是保守地执著与原有文化对所 居国文化的百般抵制，也并不是织造一张文化之茧，来减轻由异渐同过程中的痛苦，它可能只是一 种文化神话（在“神话”这词的最一般意义上）。它不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它不可能被利 用为国际政治的工具。同化论者的最大敌人并不是散聚，而是所侨居社会的隔绝压力，或明或暗的 歧视心态，以及侨居者本身因缺乏保障而引起的心理失衡。对于这三者，“散聚力”都是一个必要 的校正剂。也就是说，它帮助侨居的社团与个人取得生存能力。散聚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怀乡，或 是回归祖国。至今住在欧美的犹太人，数目远远超过以色列的犹太人。欧美犹太社团并不一定在政 治上与以色列认同。他们的文化活动是一种自我求索。中国人移居海外已经有几百年历史，“散聚 ”在各地华侨是非常明显的文化现象。由于历代皇朝的海禁，加上文人的大中国心理，文化人很少 侨居国外。因此各地华侨社团（所谓的GreaterChina据说有五千万人），主要靠中国 传统社会的一些亚文化因素，如乡族，氏姓，节庆等维系。随着中国人社团在海外的经济成功，年 轻一代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抵制同化（这好像是自我矛盾的事，实际上是散聚的题中应有之义：成功 的少数民族往往容易被同化。证诸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大抵如此），上述的文化活动渐渐成为地方 风味的招式。我很怀疑，再过若干年，除了唐人街饭馆和礼品店的生意经，在西方国家是否还会有 稳固的华裔社会存在。幸耳，或是不幸，本世纪下半期，大批中国文化人移居海外。自八十年代海 禁打开，大陆文化人侨居，更是一个重要文化变迁。目前侨居中国人的散聚，甚至在所侨居国家， 也成为一种很引人注意的文化现象。应当指出，“散聚”在不同的社团和社会阶层中，表现形态很 不一样。就拿文学来说，用汉语写作，与用侨居语写作，非常不同，两批人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前 者至今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后者却是侨居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本文要处理的，只是这个大课题的 很小一部分——海外大陆汉语文学。它虽然依旧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是全新的一部分。海外作 家缺乏国内作家的文化临近感，中国社会变化的具体进程离他们太远。但是，只要他们仍在汉语中 开拓，他们的作品就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他们以更富于想象力的语言参与历史。但是从最根 本的意义上，散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非功利的。我们不能从文学或艺术的散聚心态有助或无助 于民族大义，有助或无助于尽早同化，有助或无助于改善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来对它作价值判断 。3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欧美日本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数量已经为全球之冠，其中的留居比例更是 世界第一。其中文学家艺术家所占比例还特别高。中国人留居海外的散聚心态，可以说从来没有得 到如此强的表现力。但是，海外体验，既称“丧志”，总是带着一种罪孽感。最明显的罪名是“置 父母之邦的强盛于不顾”。但是，这种罪孽感可能来自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命题：“父母在 不远游”，父母之邦在，则也不宜远游：“道不行，乘浮浮于海”，道行则不应出海，或是说，出 海就是认为道不行。罪孽是要靠堕落来抵赎的：看一下八十年代一些关于海外生活的文学作品：王 蒙写留美学生生活的中篇《轮下》，冯驻才写伦敦生活的长篇小说《雾中人》，或是柯岩的《他乡 明月》，或是张贤亮、蒋子龙的出国游记，就可明白这决不只是一个文学公式，而是一个思想方式 。如果说八十年代关于海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大抵是非海外作家写的，他们的“生活体验”或许只是 走马看花，那么，到九十年代，海外生活大体就成了海外作家的专利，我们依然看到这样一个顽固 的救赎情结。我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海外作家很不愿意写“海外生活经验”。他们可能自己意识到 了这一逻辑过程（流外一玩物一堕落一丧志），而且可能理智上很不同意，一写作却没有办法摆脱 它。从一本《海外大陆女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①所刊二十四篇中短篇小说，可以轻易地统计出百 分之一百的罪孽，以及百分之一百罪有应得式的受惩。或许说，这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君不见 ，写“物欲横流”即商海英雄的小说，从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到德莱赛的现实主义小说，到当今 中国的“新体验小说”，凡是写到事业得意的资本家，不都是罪孽深重加罪有应得？只有在报告文 学中，罪与罚正好相反。究竟何者真何者假？何者是真实体验？何者是心理补偿？这个题目太深奥 ，此篇短文解①虹影与韩作荣合编《纽约的恋人们》，华侨出版社，1995年。决不了。我想讨 论的只是为什么海外生活会归入此列。从上述选本的二十四篇小说来看，海外生活决不是享受。严 歌等《少女小鱼》写为签证而假结婚而生感情纠葛，虹影《鸽子广场》写男人反要被女人养吃软饭 导致精神崩溃，友友《恍兮熄兮泻永远流浪永无定居的艺术家妻子之苦恼。——究竟为什么海外小 说的主人公们该遭这些不幸，究竟作家们想叫他们赎什么罪过？而且，进一步看，台湾作家在六七十年代几乎全部涌向西方，他们创造的“留学生文学”，传统绵延至今。无论是《纽约客》诸篇，无论是《桑青与桃红》，《又见棕相又见棕桐》，还是《突围》，都有叫人透不过气来的“赎罪渴望”。再远一些，郁达夫，膝固等五四留日作家，为我们开了最早的先例。不过相比较而言，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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