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放逐任剑涛乍看起来，题目有点耸人听闻。细究下去，当我们发现目前的广东，已无文化的具 体载负者，各阶层弃文化如敝履。在广东，文化确已被放逐。广东的经济跃升，造就了新兴的市民 ：他们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对政治中心主义有距离感，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要求和生活方式，他 们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在当然的意义上，他们应成为文化革新的“群众基础”。但是，新兴市民 出现了，市民社会尚未成型，这使市民的普遍生活尚未跃进到与现代物质生活水平相当的现代精神 境界。相反，发生了生活实际与理想追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广东新兴市民的物化生活取向，单一的 通俗文化消费，萎缩的社会文化参与意识，潜蛰而未外显的官本位意识，使他们远不能承担市民社 会建造的重任，当然更无法营造出一个新兴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经济跃升强化了广东人的优越感 ，这一点直接体现于广东人对饮食“文化”的偏好。据统计，广东人收入的消费中，饮食占第一。 人们也习惯于以饮食水平衡量生活水平。广东大街小巷的饭店酒楼，及早中晚都挤满食客的盛况， 以及首开内地吃黄金宴的先例，与书店被时装店饮食店挤迫得无生存之地的状况，鲜明映衬出广东 人生活整体上的物化倾向。同时，广东人略有增长的文化消费额，也大多花在与物化生活趣味一致 的通俗或庸俗的“文化”享受上。低级趣味甚至毫无趣味的读物占领市场；港台“野嗓子”令老少 听众着魔，高雅音乐已完全成为零星点缀；精神文化被市民完全拒绝，如此等等，说明市民基本匮 缺价值反思的内在需要。相伴而来的，就是市民对社会文化的普遍冷淡态度，除开刻意组织与强行 加予的文化活动（如电视节一类）外，市民无意关注全球问题、环境问题、价值危机、文化改良、 人生意义一类大问题、“玄”问题。于是，市民们也就组织不起来，社会上固然因此少了着迷于此 着迷于彼的“热点”运动，但更可怕的是由此少了“市民压力”。没有市民组织，市民的心声无以 表达，政府的行为无以改良，市民除了变成驯服的臣民以外，别无所能。这或许是一些广东市民从 来对决策抱以一种冷漠中压抑、愤懑中接受的姿态的原因。对此，绝不能只从改革增强了广东市民 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积极意义上去理解，而应当看到这样助长着市民们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对权力任 一举措的默认，加上权钱交易的普遍存在，无疑断送着市民的健康心理与合理行为方式，更加重了 市民的庸俗心态。广东市民的日常生活选择：有钱重过一切，使他们生活中的财富积累显示不出新 的文化意蕴。这就如马克斯·韦伯以犹太人过于注重物质财富而断定其为贱民资本主义一样，广东 市民的财富积累目前也仅是用于个人日常生活消耗，远不具备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精神的条件。 而广东市民选择逃避崇高躲入庸俗的文化生活，使他们日益变得鄙俗、嚣张而缺乏精神创造。这就 如恩格斯指出的落后地区反而可能在思想文化上演奏第一小提琴，广东市民的文化生活选择限制了他们的文化视野，缩小了他们的文化胸襟，降低了文化的担负能力。相应的，这一责任落到了“落后的北方”身上。文化的放逐@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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