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年述怀复旦大学教授丰华瞻我在大学任教四十余年，现已退休。回顾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觉得 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不妨向青年同志叙述一下，供他们参考。我于１９５３年开始在复旦大学 外文系任教。起先教俄语三年，后来教英语。以后教英国文学，最后为研究生开比较文学课。在几 十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很深的一点便是“教学相长”。也就是说，在教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 得到提高。俄语我是在国外学的。五十年代初期，上海学校中英语教师过剩，而俄语教师奇缺。复 旦知道我能教俄语，十分欢迎。外文系让我做一个九人教学小组的组长，九人中有一人是俄国妇女 。通过教俄语，我把俄语的变格、变位等弄得很熟，词汇也增加了不少。后来外文系需要英语教师 ，我就转教英语。我过去会讲英语、写英语；从事教学工作后，发现英语的表达法常有多种，过去 并未都掌握。自己讲或写，只要用正确的一种便行；可是教学时，改本子时，须知道各种表达法。 学生用另一种表达法，如也可通，你不能把它改掉。反之，如有不正确的用法，则非改不可。于是 就经常查词典，我从葛传规木的《英语惯用法字典》得益良多。教英语精读课一个较长时期后，我 对英语的惯用法（哪些用法可以，哪些不可以），非常熟悉了。“文革”过去以后，我开始教英国 文学。这对我来说，比较有趣味。教文学数年，使我对英国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较仔细的了解 ，自觉文学知识有提高。１９８３年秋，我应美方邀请，到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讲学一年，为 美国研究生开一门“比较文学”课：“中国诗与英美诗比较研究”（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 ｏｅ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ｅｔｒｙ）。那些美国 人不懂汉语，教课中要引用的中国诗词，都必须译成英语。这对我提出一个难题。将汉语的散文译 成英文，我做过不少，可是把汉诗译成英诗，我从未做过。那时逼上梁山，非做不可了。我要引用 的诗词，虽然有些被译过，但许多从未有人译；有些被译过，但译得不恰当或译错，我必须自己来 译。于是试着做这从未做过的事。课是开出来了，期中考试时我出一个题目，问他们喜爱哪些中国 诗。他们提出的所喜爱诗中有两首是我译的。这对我是一种鼓励。因为必定是诗好，译文也不坏， 他们才喜欢。在开这门课的过程中，我的译诗能力也锻炼出来了。回国后我继续译了好些中国诗词 ，发表在刊物上。最近还出版了一本《英汉、汉英译诗集》（１９９７）。因此，我去美国是教学 生，但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教学相长”，是我在每个教学过程中都体会到的。其次要谈的一个问 题，就是“定向”，英文叫做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作为一个学生，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下 来，而且不宜太迟。在这一方面，我是走了弯路。我从年轻时就喜爱诗歌，我准备以研究诗歌为自 己的方向。但是在大学时代，我的导师认为这个选择并不恰当。他认为，要理解英美诗歌很难，我 是中国人，没有这种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敏感性）。他劝我不要走这条困难的路。我年轻时 很听话，老师这样说，我只得听从。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太没有主意。老师不一定了解我很多 ，他的意见也并不一定正确。随后，五十年代我从事翻译工作，也忙于教语言，文学研究的“定向 ”暂时就没有考虑。我的“定向”很晚，直到中年时方因偶然的机缘而定下来。１９６２年我听了 华东师大周煦良教授的一个关于译诗的报告，又看到他的文章。对于译诗，我与他有不同的看法。 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１９６４年的《复旦学报》上。那时我正好四十岁，已是中年人。从 译诗开始，我走上了研究诗歌的道路。以后发表了不少关于诗歌的文章。我今年已七十有三。回顾 以往所走的路程，深感“定向”太晚，对我很有影响。如果在年轻时就定向，我可以为社会作出更 多的贡献。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黄昏之年，我写这篇短文，叙述自己的过去，供青年同志参考。希望他们好好安排自己的未来，走一条美满的人生道路。（通讯地址：２００４３３上海国权路４６１弄１－３０３）古稀年述怀$
复旦大学@丰华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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