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田汉﹁灵魂的真实﹂读董健著︽田汉传︾●陈辽年届５０岁以上的文艺爱好者，对田汉几乎是人 尽皆知。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工作的 先驱者，杰出的剧作家，又被誉称为“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还在田汉生前，即有 多人研究过田汉及其剧作；新时期到来后，论述田汉其人其作的文章和著作数以百计。但是，迄今 为止，还没有一本大部头的专门写田汉一生的文学传纪。南京大学教授、田汉研究专家董健，以其 二十多年的对田汉的精深研究，终于写成六十五万言的《田汉传》，为田汉树立了一座丰碑！董健 认为，人物的文学传记与人物的历史传记有联系也有区别。人物的历史传记只要写出人物的历史真 实就可以了，但人物的文学传纪则除了写出人物的历史外，还要写出人物的细节真实和灵魂真实。 这一真知灼见，导致《田汉传》不只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且追求细节的真实和灵魂的真实。例如 ，他写田汉之死，那一天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北京的天气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一场大 雪”；“陡然间起了南风”，“气温升至摄氏零上二度”，“这气候有些反常”。就这几句话，是 他请专家查阅了北京的气象资料，把那一天的气温、阴晴，连风向、风速、高空气压是多少毫巴都 搞清楚后才写出来的。然而最难得的是写出人物的灵魂的真实。因为灵魂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 它又无时不在人的言行和作品中表现出来。董健深知，“只有写出田汉的灵魂，才能使《田汉传》 获得生命。”于是他把写出田汉的“灵魂的真实”作为《田汉传》最高的写作任务。我通读全书， 觉得董健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田汉传》写出了田汉的“灵魂的真实”！田汉是一位大艺术家，著 作等身，他的许多作品，如《苏州夜话》、《获虎之夜》、《卡门》、《关汉卿》、《谢瑶环》等 都将长留后世。董健纵观田汉一生，可以说把田汉研究透了，琢磨透了，终于发现，田汉从少年时 代起就开始铸造他的独特的灵魂：崇诚、唯善、求美，“一诚可以救万恶”。伟大的革命戏剧运动 奠基人是由这颗灵魂萌生而成的；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的《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是由这颗灵魂创作出来的；“为民请命”的关汉卿、谢瑶环的 艺术形象，也是由这颗灵魂塑造成功的……抓准了田汉这一独特灵魂，也就写出了田汉的“灵魂的 真实”。《田汉传》始终把握住了田汉的“崇诚、唯善、求美”这一灵魂来写田汉，因而也就写出 了虎虎有生气的、形神兼备的、有着鲜明个性的田汉！正因为田汉是这么一个有着“崇诚、唯善、 求美”灵魂的人，因此他一生坦诚，却不会保护自己；痴迷艺术，不惜以身殉之。１９３５年，田 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由于田汉是全国性的名人，还有国际影响，国民党政府不敢象杀死“左翼五 烈士”这些小青年那样杀死他。田汉入狱后“志坚如铁”，“心愿俱遥”，前者使他虽系囹圄之中 不忘国家大事，不忘对亲人朋友未了的责任；后者使他超脱生死之念，一切任其自然，对重获自由 不抱什么希望。在他蹲了４个月的大牢后，由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三人出面保释出狱。如果田 汉会保护自己，在他出狱后，他该韬光养晦，暂时隐居，待获得党组织的指示后再作活动。但是， 田汉却不懂保护自己，他自信他在狱中的表现无愧于党，无愧于革命气节，既没有出卖同志，也没 有自首变节，是个够格的党员。他坚信戏剧事业可以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因此便在出狱后于南京 发起了抗日救国戏剧运动，演出了由他编剧的《陆沉之夜》和《梦归》等一系列剧目。《陆沉之夜 》是后来《洪水》的底本，剧本有台词道：“铁牛在怒吼了，整个中国要沉到海里去，快些用我们 自己的力量来救快要决口的堤埂啊！”可见当时田汉的民族危机感和呼唤民族自救的急切心情，是 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呐喊一脉相承的。《梦归》诉说着军阀内战给民众带来的苦难，这也是从另 一侧面呼唤一致对外，抗日救国。其后又公演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和《械斗》，也都是充满抗日 热情的剧目，直至１９３６年春演出《复活》，在南京以至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剧目扣住了 当时的人心所向，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左翼阵线有些同志对此是不满的，认为田汉 在南京搞抗日戏剧活动，是为国民党政府装潢了门面。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文中，就把这种怀疑和不满公开了，他在讲到穆木天的“转向”变节时，顺便带出“象田汉似 的在南京大演其戏”这么一句，意思是田汉也属于“转向”变节的一类。鲁迅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从此田汉在南京掀起的轰动一时的抗日戏剧运动，竟成了他一生的“疑点”与“污点”。“文化大 革命”期间，田汉在南京的戏剧活动，更是被作为“叛徒”行为往死里整。田汉也真的被林彪、江 青一伙整死了。这是田汉“崇诚、唯善、求美”但不会保护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灵魂，无论如何是始 料所不及的。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仍然“崇诚、唯善、求美”，痴迷艺术。他对政治，特别是对“ 左”的政治一窍不通。他一而再地“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要不是周总理的保护，在 “反右派”运动中就过不了关。田汉“崇诚”，他诚心诚意跟党走，当党提出“大跃进”时，他虔 诚地信以为真，写出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真心实意歌颂“大跃进”，在他笔下，甚至２０年 后实现了“共产主义”。杰出的剧作家，竟然写出了如此的“矫情之作”。董健在《田汉传》中揭 示，田汉一生中的纠纷、坎坷、缺失，包括创作历程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遭遇，无不与他“崇诚、 唯善、求美”的灵魂有关。这一灵魂既给田汉带来夺目的光彩，永远的光荣，也使田汉在世时遭受 误解，蒙受冤屈。他个人的创作得亦在此，失亦在此。为了写出田汉“灵魂的真实”，《田汉传》 不回避对与田汉的灵魂展现有着密切关系的若干大人物作出评述。田汉是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 中的第一条“汉子”，他和鲁迅的关系甚为密切。“左联”成立时，田汉和鲁迅都被选进了七人常 委会。田汉对鲁迅很尊敬，但田汉一生坦诚，狂放粗疏，才子气颇重，在“左联”时期，他和周扬 等人一起有宗派主义，鲁迅对田汉、周扬等人宗派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鲁迅怀疑田汉“转向” 变节却缺乏根据。董健在《田汉传》中一方面严肃批评田汉等人在与鲁迅的关系上存在着受“种种 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挑拨”、“无斗争经验，有时也‘左’得很”、“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等三大 缺失，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晚年，心情、身体都不好，容易偏执、发怒，疑心很重” ，也不是没有缺点。如此估评田汉与鲁迅的关系中的问题，是公正的。田汉与郭沫若的关系更是情 同手足。在解放前，郭沫若对田汉的影响，积极面是主要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懂政治而且对 “左”的政治迎合的郭沫若，对田汉灵魂的影响，负面是主要的。“反右”时，郭沫若一反“鸣放 ”中批评过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的正确态度，大讲“无罪者的言者无罪， 有罪者的言者有罪”这样强词夺理的逻辑，成了“反右派”的先锋斗士。田汉一直把郭沫若视为兄 长。抗日战争中，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田汉的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是文教副 总理。郭沫若在“反右”斗争前后一百八十度的突变，“是郭沫若言不由衷，故作危言耸听以邀宠 ，还是自己的思想大大落后了？田汉陷入巨大的苦闷的海”。灵魂斗争的结果，田汉承认“自己的 思想大大落后了”，“于是赶快上从领袖下从众说，检讨自己，‘轻装上阵’，投入‘反右派’斗 争。”一次次批判“右派”吴祖光的大会都是他主持的，有时还要发言。“文化大革命”初期，郭 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郑重宣布：“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 值。”这等于说，“横扫”、“火烧”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中，田汉诚心诚意 地“认罪”、“检讨”，不能不说和郭沫若的负面影响有关。田汉对毛泽东主席一贯取尊敬和崇拜 的态度。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批评，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 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 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矛头所指 ，直向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田汉感到不理解，但仍然认为毛主席是英明正确的。“文革”中， 田汉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诚心诚意相信党， 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 ”；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拷打，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他在 给他母亲的回条中，喊出了“妈妈万岁！”正是田汉灵魂中后一个“我”的呐喊！董健在《田汉传 》中涉及田汉与鲁迅、田汉与郭沫若、田汉与毛泽东这三个大人物的关系时，既没有为田汉灵魂中 的缺失讳，也没有为鲁迅、郭沫若、毛泽东言行中的缺失讳。然而，也正因此，田汉的“灵魂的真 实”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已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１４本传记中 ，写出传主“历史的真实”的较多，写出传主“细节的真实”的已经少了一些，而写出传主“灵魂 的真实”的传记则更少。因此，我着重从这一角度评论和肯定了《田汉传》。董健也许是因为舍不 得千辛万苦搜求得来的资料，《田汉传》的篇幅失之过长。我想，如果删去一些无助于表现田汉的 “灵魂的真实”的东西，那么，《田汉传》有可能写得更好，受到文艺界、艺术界更大的欢迎。希 望董健教授在出修订本时不妨稍加删削。写出田汉“灵魂的真实”──读董健著《田汉传》@陈辽 ，差点被打成“右派”。要不是周总理的保护，在“反右派”运动中就过不了关。田汉“崇诚”，他诚心诚意跟党走，当党提出“大跃进”时，他虔诚地信以为真，写出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真心实意歌颂“大跃进”，在他笔下，甚至２０年后实现了“共产主义”。杰出的剧作家，竟然写出了如此的“矫情之作”。董健在《田汉传》中揭示，田汉一生中的纠纷、坎坷、缺失，包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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