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视与守望──从张炜、格非、余华的三部长篇近作看先锋小说的审美动向洪治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 实是，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和知识分子边缘化角色自我调节的逐步完成，文学也在这种商品经 济的市场冲荡中度过了它的失落期和低迷期。今天，不论人们还会不会把文学奉为一种精神的主要 向导，大多数作家已不再为此而感到沮丧。大量的文学新人仍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在批量化地涌出， 多元化审美特质的作品数量也蔚为壮观。仅就长篇小说而言，据有关统计，１９９２年全国出版了 ３７３部，１９９３年出版了４２０部，１９９４年也超过了４００部，去年下半年在中宣部和中 国作协联合召开的文学创作会议上，各地又上报了６００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划。从这一庞大的 统计成果来看，我们不能不首肯作家们执著的艺术热情和较为成熟的心理态势。但艺术的积淀是需 要一个过程的。尽管这些长篇在统计学的意义上颇为显赫，但艺术质地却未必都令人满意。它们给 人的总体感觉是“巨著”虽多，佳作却太少，大量作品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早产症”：或艺术积累 不成熟，自我体验不到位；或叙事结构不严谨，故事组合难近情理；或执迷于子虚乌有的幻想之中 ，把玩奇特的艺术感觉，漠视对当下生存现实的关注；或完全认同于目前实利社会的价值取向，满 足于对庸常的现实人生的临摹，从而丧失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拷问和质疑·－…·总之它们是在不 断地强化一种“泛长篇”的文学现象，即一种饱含水分、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度和人格高度的伪长篇 式写作。其话语操作大都底气不足，内蕴不深，既没有史诗式的精神维度，也没有自我超拔的审美 动向，大量的叙事都是沉醉在对小我的生命感受里，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 ，海男《我的情人们》等对自我女性性意识的赤裸裸的迷恋就是一例。这种“泛长篇”的大量增殖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其实就是“文化快餐”的现实境域对作家心灵潜在制压的结果，是作 家们在寻找适应于快餐阅读而制作的“半成品”。即使是那些曾经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家，也没能抵 住这种流俗的厄运。如苏童的《城北地带》、《紫檀木球》就越来越完全按个人的意志随意地组构 和重建历史，以便让读者从中获得某些“新鲜的历史经验”；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 也是反复纠缠于历史情感之中，企图以记忆性话语激活并“打动”人们……这些作品不仅无法给人 一种撼魂动魄的艺术内力，甚至都没能较为完整地拓示出人在某种生存层面上的精神状态，它们带 给人的仅仅是话语自身所制造的经验愉悦和对生活表象的某些片段性呈现。但所幸的是，在这大浪 淘金、泥沙俱下的过程中，毕竟还有些金色质地的作品显现出来。在我看来，１９９５年的长篇小 说中，张伟的《家族》、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以及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就属于那种具有闪光 质地的作品。它们以其非个我性和对人的精神维度（特别是对人类生存境域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凝聚 力）的独特探索，在打开某种新的心灵视野的同时，又拓示出先锋小说在审美空间上的某些新的艺 术动向。就其艺术范式而言，虽然这三部小说并不具备某些相类似的审美性质，艺术水准也各有高 低，但它们都能超拔当下“泛长篇”的许多拘圃，使得曾一度疲软的先锋精神又被重新激活起来。 我之所以认定这三部长篇激活了文学的先锋精神，是因为它们不仅呈现出明确的非自我重复性、对 现实生活的对抗性以及在话语运作上的某些试验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把人的存在状态及其精 神内质投置到了新的思考维度上，表明作家在体悟探寻人的种种存在秉性、拷问人性内在的品质上 都跃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就其审美内蕴而言，他们已不再过于苛求人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 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精神支点，这些 支点不只是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情调的绝望的呐喊与颤栗，还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 着人类引以自豪的生命向力。他们共同逼视的是人在自我拯救的漫长过程中的心灵际遇和方式方法 ，是人类超越于万物之后所独具的本性，它不能只用道义、良知、真理等概念来阐释，而需要用心 灵、用生命本身才能注解。质言之，余华格非张伟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小说在经过了那么多的尝 试、震荡、突围和受挫之后，应该重新回到人的心灵之中，感悟之中，应该回到人类的精神原野， 提示并回答人们内心的焦灼与期待，作家的天职就是“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 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在这种人性内在的 追问中，张伟的《家族》以宏阔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作背景，力图演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对于生命 的不可或缺性。如果我们稍稍地将叙事中的现实部分与家族的历史轨迹连接起来，便可看出张伟实 际上是想表达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语境中人的心灵挣扎轨迹，并进而以此折射人对自身理想信念的 惊心动魄的捍卫姿态，对苦难本体的承载能力以及生命自身的抗击打程度。小说的叙事从“背叛” 开始，然后又以“背叛”终结，在那里，“家族”作为一个相对牢固的、难以割舍的精神堡垒，既 是人物赖以成长和生存的时空载体，又是箍住他们对存在进行必要探索和反抗的巨大绳索。无论是 宁府还是曲府，围绕着这两个古老而典型的家族中的主人公——宁吉和曲予的生存命运而演绎出来 的都是不屈不挠的反叛和对抗。这一虚一实的两个家族叛逆者仿佛两个游侠，他们跋涉在各自的心 灵原野上，带着精神漫游者所独具的气质和品位迎进着一切风风雨雨；他们所有的抗争都是为了心 中那份信念，为了精神内在的那种自由与畅达。于是我们看到，宁吉佩着一把长剑，在挨了叔叔一 记耳光之后毅然决然地走向南方，去追寻着那飘渺的理想。对于他，一切物质的存在都毫无价值， 只有对理想的漫游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关于宁吉的出走虽然在小说中着笔并不多，但“无论一位 骑士给一个家族留下了多少次坎坷，他带来的丰硕的精神之果却可以饲喂一代又一代人”。曲予对 理想的追寻则更为明确。他从与阂癸的相爱开始走上背叛家庭的道路，就一直把精神的终极目标对 应在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现代文明化的生存秩序上。正是这种超越于古老家族传统伦理模式的人生 目标的确立，使他由对西方医学的执著学习而慢慢走向理解、支持乃至参与那些来自正义的革命行 为，并与宁河、飞脚、殷弓等人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他最后的死其实不只是一种偶然的遇难，而 是一种神圣的献身，即为自我认定的信念的殉道。这种信念在他的心中虽然并不具备明确的政治权 力的期望值，但其中所包并的正义、崇高和平等的人格力量却使他在个人的家庭、爱欲之间远远地 掂出了孰重孰轻。当然，在《家族》中最具表现力的还是宁可。这是一位彻底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漫 游者。他承继了父亲宁吉的反叛血统，在对母性无限眷恋的情结中开始了艰难的精神历险。这种历 险不是为了在肉体上或精神上为自己寻找某种慰藉，也不是为了重振家族所习传的那种封建式的荣 誉与骄傲。这种历险来自心灵内部对某种精神信念的共振，来自于心理空间的一次次理想火花的碰 撞，而且，这种碰撞正是宁河的心灵凌驾于历史时空之上的一种精神折射。当他第一次见到殷弓， 听到那深沉的革命歌声时，他就感到“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歌声。在这种声音之下，一切都将被摧 毁，从一座坚固的堡垒到一座山峰。他急于在这歌声中做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渴望走到最前沿 去”。作为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宁河此时并没能洞悉带给他无限震撼的“歌声”究竟意味着什 么，所以当他表示要与待他如同亲生孙子的宁周义决裂时，组织上要他与之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他便很不理解，于是他又抬出心爱的“阿萍奶奶”，组织上竟说此人毫无价值，“这大大地伤害 了宁河”。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宁河的精神冒险。当他一次次地逼近殷弓和飞脚，当他一次次地亲临 这场战争的血腥场面，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信念，而这个信念一旦被确定，我们便发现宁河这个终 日沉溺于女性怀中的纨绔子弟很快变成了一个坚强不屈的战士，其生命的韧性和刚性几乎超越了任 何理性的注塑。这里，张伟故意撇开了许多明确的政治性话语，把空泛性的权力追逐充实为纯精神 性的信念力量，在消解革命的某些政治意念中以人物自身的言行强化了它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这种 感受不仅体现在宁河的一生中，成为他进行反叛与自救的精神之舟，还表现在许予明以及Ｏ三所的 陶明、朱亚、“我”等人身上。面对爱欲与理想的剧烈冲突，许于明总是痛不欲生，他爱宁颖，觉 得她是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焰”，而当她大骂革命、民众时，他“只得逃离，怀着一个人的悲凉和 一个战士的决绝”。而Ｏ三所的陶明、朱亚和“我”，为了心中那份科学的信念更是从不吝惜生命 、荣誉和自尊。正是这种“信念”——一种来自于正义、道德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终极理想，使这些 人物共同组成了一种纯心灵式的“家庭”，而且其“亲和力”永远也无法被时空所拆解，更不会被 历史所吞没。诚如张伟自己所言，“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一个家庭为了正义和理想，为了事 业不断地牺牲。他们质询过，从未悔倦，始终前赴后继，煤住了一份纯粹。这正是令人感动的‘高 昂’，也是一份真实。”①如果说张伟的《家族》是以狂热的激情式话语张扬了近百年来人们对理 想信念执著追求与捍卫的精神程式，是倚助某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来逼视和检阅人的精神的纯粹 性和坚韧性，那么，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则一反往日对暴力与罪恶的迷恋，而直面人类赖以生 存的许多优秀品质。小说以近乎冷漠的叙事语调再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关于爱与牺牲、生存 与苦难的真实表达。这种表达当然不是那种理性的哲学式的演说，而是通过许三观这个平凡市民一 次次卖血来进行诠①张伟：《心中的交响》，《当代》１９９５年第５期。释。一乐把方铁匠儿子的头打破了，他为了垫付医药费去卖了次血；那个叫林芬芳的女人折断了腿，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卖了次血；１９５８年闹饥荒，在全家人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之后，为了让全家人吃顿面条，他毅然决然地卖了次血；一乐回来探亲，他卖血送一乐；二乐所在的生产队长进城，他卖血犒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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