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变的重构与名士精神的写真──评颜廷瑞的长篇历史小说《汴京风骚》吴秀明，孙凯风在新时 期历史小说的百花园中，把“变法”作为一株“奇葩”来加以供养早已不是一件希罕的事了。从任 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到凌力的《少年天子》，无不以“变法”作为贯串其宏篇巨制的主线。然而 ，时到今日，如果一个作家仅以这样一个极富时代感的题材优势去进行创作，那就显得很不够了。 在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当下，读者的阅读兴趣已发生了广泛的位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题 材新旧和轻重之分，而是对作品本身的描写和处理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当颜廷 瑞继《庄妃》之后再写《汴京风骚》时，他所面临的艺术难度就可想而知了。１或许是受到我们所 处时代的启迪吧，当作者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近千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 法”时，首先引起他注目的便是“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他将变法聚焦定位在“理财”的契 点上，围绕着“理财”展开霹雳雷霆的矛盾冲突，这就使小说不仅一开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 且无意间触到了中国封建文化本质性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流地位的儒家，其“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主张和“理财’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公然宣称“有国 有家者”的大患，既不在于“贫”，也不在于“寡”；其继承者孟子在劝说梁惠三时，则以为只用 仁政加木棍即可去抗击秦楚的坚甲利兵。而北宋中叶的士大夫们，却正如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 唱完》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既如此，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从一开始即阻力重重就不难理解了。而作者抓住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历史的本质真实，抓住了王 安石变法有别于其它变法题材的独到之处。尽管小说后来的描写没有紧契合此点而有所游离，区有 些地方过于直露，但有没有这个契点是不一样的，它至少为这部小说在内容创意方面提供了新的契 机，与今天身处经济改革大潮之中的人们形成一种能动的对话关系。当然，光写出变法“以理财为 核心”的特点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是这场变法本身就错综复杂，不能作如是简单化的处理；而 且，一个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他除了必须拥有深厚的历史修养、先进的当代思想意识之外，还得 有能力把两者交融起来，从历史与现实的生命联系中把握其丰富的内蕴。正基于此，作者在创作时 融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成果，采取多维视角对近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不同 于以往写变法题材的作品，他既没有把笔墨局限于宫闹红墙内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也没有把笔 墨的重心落在叙写改革与守旧的斗争、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通过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输这三 个“大归相同，操术各异”的挚友之间的公心私情、相亲相抵、荣辱升迁、悲欢离合的生动描述， 来展示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扑朔迷离的复杂因由。“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 朝近百年的辉煌。”开篇一句话，向读者交代了整部小说所要置于的文化历史背景：由宋太祖赵匡 Ｊ乱所建立的北宋王朝，在“奢风侈雨”的“百年辉煌”之后，已陷入国力枯竭、危机四伏的积弱 积贫的困境。穷则思变，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和有意励精图强的帝王日益深刻地想到：已经不 能亦不可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下去了。王安石、司马光、苏武便是这时期涌现出来的最有代表性 的有识之志。但是，由于他们在富国强兵这一“大归”上各有自己的“操术”，因而在变法这个大 课题面前，就各自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来。王安石是激进的，他指出：“现时朝廷沉暗若哑，无惊雷 不能振聋发胶！现时朝臣因循成习，无惊雷不能荡涤苟安！现时黎庶沉浸于百年和平之中，无惊雷 不能复苏民心！”主张：“采取霹雳手段，以解沉萍之疾。继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 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发奋图强，锐意进取，三五年内，必见成效。”司马光显然要保守得多 ，他谏言除弊，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提出：“抑赐责、去奇巧、反奢 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 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 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 自己的革新思想。与他们所不同者，苏武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他一方面高呼“动而不息”之论 ，意在“涤荡振刷”以破旧；另一方面又强调“寒暑之极”之诊，意在渐进以立新。通览全书，我 们十分惊喜地发现，作者已经摆脱了那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排中律思维，一改以往历史教科书上有失 偏颇的论断，既没有一味地赞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那场著名的“熙宁变法”，简单地否定以司马光 为首的“革故鼎新”，也没有以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苏武戴上一顶“动摇派”的帽子。在与笔者 的“笔谈”中，作者曾如是阐述自己的看法：“‘熙宁变法’无疑是宋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 件，其进取精神，作为一份文化思想遗产是不朽的。但这次‘变法’对宋代当时的经济、政治、军 事等方面究竟有哪些影响，恐怕连史学家也说不清楚。”因此，明智的作者在褒扬王安石等人身上 所体现出来的进取精神的同时，把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功过是非尽其可能地摆放在历史这架 公正的天平上加以衡量，把最终的价值评判留给有心的读者们。《暮鼓卷》第二十一章有一段颇耐 人寻味的话：“王安石的‘政见’历时十七年在实践中失败了，司马光的‘政见’历时八年失败了 ，苏子瞻的‘政见’在未经实施中却成为一个不破不灭的‘虚幻’，仍然留在苏武的心境里和天下 学子黎庶的希望里，这种不破不灭的‘虚幻’，真能中兴大宋积贫积弱的社稷吗？”乍看这似乎和 作者所要褒扬的进取精神相抵触，但实际上这种“失败”和“虚幻”并不妨碍他们身ｋ光彩的焕发 ，相反地，儒家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在此间显示出异样的魁力。我们以为，作者能如 此深入地揭示历史的丰富复杂，还其本真的鲜活貌态，正是以体现其思维观念的开放和开阔，它也 标志着我国当前变法题材历史小说创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当然，作品对变法描写的精妙还不止 于此，遍布于其中的种种政治玄机，经由作者如椽之笔的揭示，其通古鉴今思想魁力的显现，同样 给我们留下了颇为难忘的印象。在这方面写得最精彩最集中的要数“政争”和“权力”了，这也是 全书最具思想闪光点的部分。它突出表现在情节推进关技和转折之处的寓理于情的艺术处理，这样 ，就使政治玄机不仅有效地内化到作品有机体中去，成为沟通和连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中介物 ，而且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驱力和提高作品思想力度的催化剂。如《暮鼓卷》第十、第十 九章通过苏轶之口，两次所作的感叹：“政争原是无情物，政坛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士， 若一步蹈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仟悔，不许改正，甚至连参与计议的机缘也没有了。”“权 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捐不 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 ，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它们分别安排穿插在王安石变法失败被黜于江宁半山园和司马光复出 行“革故鼎新”之举的情节和场面之中，大大深化和丰富了其中的内涵，给人以何等深沉的历史荒 谬感和历史沧桑感，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封建政治、封建权力是如何扭曲人的心灵——岂止是 封建政治、封建权力，推而广之，其它的政治、权力何尝不对人（主要是执政者）产生异化作用呢 ？而这，恰恰是一般题材所无法企及的。我们认为，作者上述的实践，可以说是对历史文学古为今 用的一个极有意味的丰富和补充，同时也使作品的思想艺术空间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开拓。２历史的 车轮滚滚向前，没有谁会愿意充当“螳臂挡车”的滑稽角色。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既往的历史从此 就成为不可言说的存在。拿“熙宁变法”来说，历代的史学家、政治家评价这次变法中主要角色的 功过，晚清以前的历史，形成了“褒司马光贬王安石”的主流。至晚清，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 ”，需要借助“熙宁变法”的历史声威，便开始抬王安石贬司马光；之后的近百年，便形成了“褒 王贬司马”的主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王安石成了“革命派”，司马光成了“反革命派” ，苏瑞成了“投机派”。历史的颠来倒去似都在为适应某种需要，与历史上实有的王安石、司马光 、苏轨已无多大关系了。《对京风骚》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显然打破了这种政治功利的认知方式， 作者着力描写的王安石、司马光、苏武这三个主要人物，尽管政见不一，性格各异，但由于立足于 从文化维度进行观照，细致入微地揭示他们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人格操守，因此，无论在真 实性和审美价值方面均别开生面，给人以相当本真和丰厚之感。王安石是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 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作为“熙宁变法”的主角，当他迈进紫表殿执掌“变法度，易风俗”的朝 政大权时，作者就准确地把握住了他执意进取的文化人格并予以浓墨重彩的刻画。小说开篇所写的 君臣第一次会面，面对新皇帝赵须的疑虑，他“斩铁削钉”地提出了“变法易俗”的主张，以其“ 坚定、自信、强劲、新奇与藐视一切的精神力量震慑了、征服了”年轻的皇上。以后，随着故事情 节的推进，他的这种进取精神更是放出琅琅夺目的光彩，太祖、太宗创制的朝纲不足成为他的羁绊 ，流俗的力量无法遏制他前进的步伐，甚至于挚友、亲人的劝阻，他也在所不顾。他时时被置于矛 盾冲突的中心，以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并没有因此畏缩不前，而是利用皇上赐予他的权力，排斥 众议，毫不留情地扫清一切障碍。这使得由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突变为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也使得司马光、苏武“匡正缺失”的主张最终落空。即使在“上天示警”、“人事不修”以及失去皇上最后信任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动摇变法的意志，仍然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抱着“壮心犹存”的信念。在被贬于江宁半山园时，他曾这样言之于苏武：“我不是为自己失落的理想赎罪，那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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