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如是观》序胡裕树对于中国语言学界来说，十年动乱的终止无疑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只有在 ＂文革＂以后，语言研究才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活跃了起来，南北东西的学术交流也前所未有地日见 频繁，学术生活也才有正常可言。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交流的规模和频度，都远远超出 了＂文革＂以前。也只有在那时候，有为同志才有机会来上海参加学术活动，我也才有机会开始同 他熟识。史有为同志本是江南人士，但大学就读于北京，工作又在北京，一南一北的环境无疑给了 他从事语言研究一些独特的机会和条件。他接受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教育，一遍又一遍 地在那种逻辑性极强的归纳和推导中受到熏陶；他参加吕叔湘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八百词》编写 工作，一条又一条地咀嚼，来不得半点马虎，也容不得任意发挥，需要的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 严谨。但是他又敢于思想，敢于提出疑问，敢于讲出自己新的想法。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在８０ 年代后期对大学《现代汉语》课程的质疑。文章的题目是《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尖锐地怀疑 和质问该课程的内容和社会效用。在当时高等学校里着实引起了一阵震动，引起了许多同行的思考 。在此前后，我陆续读到他的一些文章，有时他也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又听到他发表的一些见解 。在我的印象中，他治学有这么几个特点：研究实在却又敢于创新，主攻语法而又广泛涉猎，师从 一家但又博采众长。科学研究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能坐得住冷板凳。这是因为科学研究要求参与者 投入大量的精力，而不能期待收速达之效。往往一个课题要花上无数时间才能有些许眉目。需要研 究者扎扎实实地下死工夫去收集材料、归纳事实、提取结论。然而只是埋头整理语料，而不注意理 论方法，则可能原料虽好，却制不出好成品。就此而言，理论和方法就是加工的机械和技术，就是 生产和产品的总体设计，而新理论、新假说的提出就是对加工机械、加工技术、产品设计的改进或 革新。史有为同志的许多文章都显示出他研究的扎实。在《呼唤柔性》一书中，他收集了大量视点 移动的有趣语料，提出了＂本述和近述＂的结论；搜集了语义上具有包、装特征的动词及其适用句 子，写出《包装义动词及其有关句型》；他排比了颇为复杂的＂哪儿上的＂一类的句子和短语，从 中提出歧义有＂结构歧义＂和＂功能歧义＂的区别，并概括出这种＂的＂是一种中间状态，处于由 体词性单位后附成分向谓词性单位后附成分的过渡中。这本《汉语如是观》收入了他的另一组文章 ，其中语法部分都是新近的作品。在讨论动词重叠时，他把以前人们用过的大量材料又重新检查一 遍，披沙拣金，通过形式平行和语义平行两方面归纳出严格的动词重叠只有＂ＶＶ＂一种。在另一 篇文章中，他详细描述主语后停顿的事实，得出这类停顿与话题存在着并非单是证实关系的结论。 再看看书中那篇关于＂了＂在吴方言中的对应形式的论文，从中也可以知道他在方言材料的搜集、 排比和分析上下了多少功夫。既做长文，又不拒绝写作短文，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其实一些短篇往 往更难写，但他都能以事实引出必要的规则。这些工作和结论都令人信服，是他坐冷板凳的一个证 明，同时也是作者继承前辈师长们治学传统的一个很好证明。然而作者又不止于此，他对自己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觉得不如此有愧于师长们的教诲。据我对有为同志 的了解，他走上这条创新之路是有过许多思想斗争的，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常常有一些思想火花， 有一些点滴的新想法，但是在传统规范的压力下又常常稍纵即逝，不敢开发，不敢提出，更不敢坚 持。这是很可惜的。他也顾虑过师长的态度，顾虑过周围传统的看法，但他最终没有被心造的影子 吓倒，也没有被传统力量所压倒，他不但提出了新的思想，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坚持了下去，并锲而 不舍地发展和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他把自己多年来的体会、想法和部分做法归纳为＂柔性＂二字， 而且在这本集子里一步步具体化起来。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并不笨。但是多少年来 由于闭关自守，造成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滋生出崇拜西 方、迷信西方的思想。在某些人眼里，只要是进口的就是好的，就是有理的，就无妨模仿、礼拜、 释读，而对自己国人的创造或革新反而失去信心，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就是对新生的尚处在稚嫩 状态的事物提出过分要求。这就常常会压抑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我们确实应当重新反省一下 对自己人的衡量标准，应当多创造些宽松的环境，宽容的风气，让不完善的新思想有机会成长，有 机会完善和发展。在这本集子里有很多新鲜的思想，比如，用＂回到起点＂的方法来摆脱从西方借 人的＂词＂的影响，用多元的思想去探寻汉语中实际存在并使用的＂语言控制效率单位＂，认为汉 语的词类是基于统计的＂连续型词类＂，并为此提出＂差距比较归类法＂。在纯方法方面，他提出 控制方法的两种表现─转域和张力，主张在不否定前人有效方法的条件下解决不同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对立之中保持张力，自觉地转换研究的层次。这些无疑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跟我说，他不 想先给自己限定框框，叫个什么＂学＂，先把接触到的问题一个个解剖，是什么就是什么，该用什 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最后再看能成一个什么体系。可能有的探索会失败，被淘汰，但这也是值得 的。至于＂柔性＂只是一个总的观念，它并不排斥部分的刚性事实和刚性方法。我以为这些认识是 有道理的，不失为形成新理论的途径之一。世界是多元的，语言学也是多元的，在我们面前存在着 多种可能性供我们选择，不必整齐划一，也不会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径。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还要 经得住失败。探索就是探索，没有失败科学就不会有真正的前进。一个新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 就完善的。这些年来，史有为同志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是在逐渐成熟的。这本集子就是一个很 有力的证明。他重写了《句法语义关系论要》，以很大的勇气否定了原来的稿子，使得论述更为扎 实，更留有余地。希望他能继续完善和深化，能把书中的这些思想系统化，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关 于做学问的博与专，前人有过不少论述。一般来说，广博了就很难专精，反之亦然。然而也有许多 前辈学者既博又专，这当然与人的资质、努力和机会有关。通常在年轻时候，涉猎会广一些，随着 年龄增长，逐渐收拢，这是很正常的。其实，在初涉学术之时是不宜把专业定得太窄太死的，这不 利于今后的发展。现在大学里专业放宽，正是含有避免知识过窄、以利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之意。学 问之间常互有启发，所谓＂歪打正着＂也是时常见到的。政治经济学家闲来运算数学，数学家钟爱 文学，语言学家热中政治学，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更何况同一门语言学的内部。就此而言、主业之 外无妨有几种辅业，即使是为了调剂精神也是于主业无害而有利的。有为同志的主要兴趣在语法， 然而又不能忘情于曾经引导他入语言学之门、曾经在某种机会里为之出力伤神的其他方面。这是人 之常情。然而他在这些其他方面居然都有所收获，有不少不同于时人的看法，这就更不容易了。本 书只收入了他四篇论述语音处理、汉字性质、＂外来语＂来源以及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文章，其他诸 如汉语外来词、方言音韵、语文建设等方面的论文都因篇幅关系而付阙如。然而，就此几篇也已可 看出作者不但天地宽广，处处兴致盎然，而且确实也是同样认真地投人，不是玩玩而已。的确像他 所说的那样，他们这一代丧失了太多的青春，而来日又无多。他们是在拼着命地追补失去的时光。 对此，我是充分理解和同情的。前些年，颇有些关于团结的议论，这说明在５０年代的讨论中影响 了一些人的感情。这个教训一直留在老一代心中，他们希望年轻的一代应该能避免这种不幸。有为 同志学自北大，又在《现代汉语八百词》的编写中得到老一辈的指导，他的文章中处处能看出所受 的教益。但是，他又在教学和研究中亲自体会到其他学者一些学说和看法也不无道理，不能忽视。 他有感于此，决心＂从我做起＂。这表现在他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上，也表现在与他人的合作、交往 上。比如，他曾提出＂层－核析句法＂，把流行的层次分析和中心词分析两种析句法结合起来。又 比如，在本书的词类分析上明显地把＂汉语有词类＂和＂实词无词类＂这两种对立理论通过统计和 连续概念协调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词类模式。他和许多与之观点迥异的同行的关系都不错，都能 谈得拢，对待比他年轻的一代也一如同辈，听得进不同主张，而不论对方是来自何校、受业何人。 这样做是有勇气的，也会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需要不同的学术风格，更需要不同的学派，而健康的 学术关系、学术环境正是丰富学术风格、产生学派、发展学派的必要条件。从这一点说，我很赞同 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时光匆匆，往者逝矣。猛然间回头，发觉许多当年的年轻朋友，孜孜，竟然 也已两鬓添霜。近年来，故人相继离去，不禁感慨岁月之无情。然而，中国语言学也正因此而能薪 火相传，接续不断。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史有为同志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重任在肩，有厚望 焉！读了他的新著，深受教益，高兴之余，不免浮想联翩，写下如上文字。是为序。（作者通讯处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４３３）＊《汉语如是观》一书将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于１９９６ 年底出版。《汉语如是观》序@胡裕树$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这些无疑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 跟我说，他不想先给自己限定框框，叫个什么＂学＂，先把接触到的问题一个个解剖，是什么就是 什么，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最后再看能成一个什么体系。可能有的探索会失败，被淘汰， 但这也是值得的。至于＂柔性＂只是一个总的观念，它并不排斥部分的刚性事实和刚性方法。我以 为这些认识是有道理的，不失为形成新理论的途径之一。世界是多元的，语言学也是多元的，在我们面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供我们选择，不必整齐划一，也不会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径。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还要经得住失败。探索就是探索，没有失败科学就不会有真正的前进。一个新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就完善的。这些年来，史有为同志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是在逐渐成熟的。这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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