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改造国民性问题和鲁迅创作───纪念鲁迅逝世６０周年王士菁１今年是霍秋白同志就义６０周 年纪念，明年即是冯雪峰同志逝世２０周年，同时又是鲁迅先生逝世６０周年纪念。他们这些前辈 离开我们仿佛已经很远了，但似乎又离得很近，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时时激励着我们，他们永远值得 我们怀念。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翻雪山，过草地；“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们树立了虽然各有 不同，但都是崇高的永远值得尊敬的榜样；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永远值得宝贵的文学遗产。他们和 他们同时代的一些志士仁人历尽千辛万苦，向东方也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想为祖国和人民 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他们千言万语，舌敝唇焦，集中到一点，就是希望近百年来贫穷落后的旧中 国能够繁荣富强起来，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被歧视的处于奴隶地位的“愚弱的国民”能够迅 速觉醒起来，打碎奴隶的枷锁，争得“人”的地位，过着‘人’的生活，摆脱屈辱的非‘人’的地 位，站立起来，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鲁迅曾经说过：“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 界人’中挤出。”①他又说过：“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②他深 怕“愚弱的国民”从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被挤出去，他怀着无限激情和无穷忧虑，在激荡的中华 民族自救的浪潮中，在剧烈的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中，开始了并始终坚持着以改造国民性为目 的和主要任务的文学创作生涯和革命实践活动。１９９３年，我在本刊第二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 改造国民性问题和鲁迅创作》，略论这一问题，现在还想借用本刊篇幅补充一下。２国民性问题确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１９８１年，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 天津语文学会曾经联合举行过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学术讨论会，新时期以来更有不少鲁迅研究 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论文和专著，把问题引向深入。在这许多论文和专著中，大多数作 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不论是采取小说、杂文或其他艺术形式，反复强调的最主要之点，就是“ 愚弱的国民”之所以“愚”“弱”，这不是他们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愚弱”的。在近代中国历史 上，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愚弱”，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同时也是数千年 来在封建势力沉重压迫下的结果。这是鲁迅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大家的共识，而对于他如何深入 识认国民性，以及如何深入改造国民性等问题，似仍需要继续进行探讨。鲁迅最早认为国民性既然 已经形成，则改造国民性中的缺点，即他所说的改造国民劣根性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他 在１９０７年发表的论文《文化偏至论》中即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改造国民性实 为当务之急。这是他身在异邦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之后，深感切肤之痛时提出来的。后来，他又感到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之 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应该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同时进行。更后他 又进一步指出：国民的精神状态总是离不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要根本改造国民性必须首先从根本 上改造社会。他不单看到国民的劣根性，同时也看到了国民性中的优点和改造国民性的政治力量， 并明确指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从阶级关系来考察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看到了人民 群众改造社会的力量。这就增强了他对于国民性改造的信心和依据。当某些丧失了自信力，只有他 信力的中国人哀叹：“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 神幻灭之域”的时候，他却出了责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 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 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 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 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 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③鲁迅曾经想要作一部中国的“人史”，“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 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的亚懋生的 《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 也在内。”④他想从复杂的历史情况中，来探讨复杂的国民性问题。这部“人史”虽然没有作成， 但在鲁迅的一些作品中，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探讨的痕迹。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鲁迅所处的那 个时代，在他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以及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确是多种多样的。他所说的国民性也具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它不是一个统一体，在思想上也没有一 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当时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在思想上以及在社会行为上各种不同的表现，特 别是在消极方面。当时处于“愚弱的国民”地位的鲁迅，首先他出于高度的爱国热忱，毫不讳疾忌 医，从多方面指出国民性中的种种“痼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他又多次指出对于这种种痼 疾如不痛加针砭，对于种种国民劣根性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在当今的“世界人”中的中国人是 没有出路的。对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是鲁迅区别于当时的某些漠视人民疾苦， 主张闲适、幽默的作家，或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帮闲帮忙以至于帮凶的作家最根本之点。愚昧、落后 、麻木不仁、因循守旧以至于苟且偷生（苟活），最早在鲁迅作品中出现的，即人们所说“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现在，孔乙己、陈士 成的时代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精神丝缕似仍未完全与世隔绝；华老栓、单四嫂子、祥林嫂 等形象，虽然在现代化的通都大邑已经不见了，而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闰土在穷乡僻壤仍时时出现在 我们的眼前。阿Ｑ的时代虽已“死去”，但他的“精神胜利法”仍然活着，即使在新社会，还会传 染给别人。顽固、残忍、凶暴、愚昧、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这是在鲁迅的“眼里所经过的”又一 种“中国的人生”。这是窃取了或掌握了部分军政大权的“猛人”，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到 段祺瑞执政府的历届总统、督军、总长等人的某些精神状态。这是鲁迅在作品中曾经加以尖锐揭露 的。狡猾、奸诈、骑墙、无特操、随风倒、投机善变、造谣撒谎，这是失去了手中的权力的某些新 旧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帮闲帮凶，如吴稚晖、戴季陶之流的所作所为。虚伪、驯顺、崇洋、媚外、 奴性、西崽相，倚徙华洋之间，出入主奴之界，虽然身在中国，而心目中却另有一个国度，这是又 一部分国民的心态。“阿Ｑ式”的人物在十里洋场是不多见的，而“阿金式”的人物却有其广阔活 动空间。因为她的主人是外国人，她又会讲几句洋话，并公开宣称到上海就是为了轧姘头的。她说 ：“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至于具有小市民习气的，惯于“推”、“踏”、“爬”、“撞 ”，“揩油”、“吃白相饭”………等等，这样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怪现象，这就 是在当时的上海滩，在日常生活中，见怪不怪，层出不穷的社会相。至于既“瞒和骗”，又“诌和 骄”，自欺欺人，敷衍、献媚、弄权，寡廉鲜耻，蝇营狗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则是当时的 上流社会和官场中经常看到的一些现象，人们更不以为奇了。上述这一些“国民”和“国民性”， 在前期的并未加以阶级分析的鲁迅作品中，看来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同时又确实是一个相当 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他着重指出国民性中的消极面时更是如此。然而，鲁迅却又多次指出，并着 重声明说：他所指的决不是全体中国人。鲁迅在他的视野里，在看到一些消极落后的现象的同时， 也看到一些先进的革命的人物。如他对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说： “……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 ，所以他是伟大的人。”⑤在另一篇纪念孙中山的文章里，鲁迅又写道：“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 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⑥在鲁迅后期的作品中，他对于“国民”和“国民性”问题更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这是值得我 们加以继续探讨的。４鲁迅对于国民及国民性的考察，虽有一个客观的过程，但他却从来没有把这 类问题作为一个抽象的问题来考虑的。他不像西方某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那样，把“人”及“人性 ”作为孤立的单独存在的现象加以考虑的。从一开始他就是把“人”及“人性”作为社会问题来加 以考虑，并进行观察和分析的。他更没有像另一些西方哲学家那样，对“人”及“人性”作非理性 的理解，用自然主义的属性，例如，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说明“人性”问题。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 人，把人看作一般生物，人的解放即“人的本能的解放”。不是把人的解放归结为社会的阶级的解 放，而是归结为所谓人的“深层次”的人的本性的解放，如弗洛依德所说的人追求快乐的欲望—— 性欲，人的解放实际上即是“性解放”。这样的一种解释是不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并不否认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的生活和自然界是有联系的，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的。但同 时也提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不是栖息于社会之外的一种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社会生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还有各种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要受到各个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的。人具有自然属性，人更具有社会属性。如果离开人的社会关系，离开人的社会生活，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只从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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