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虚无”而戒“盲从”─—对鲁迅“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认识与阐释艾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 中，随着多维文化意识的广泛辐射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急遽转变，使一部分浅薄的知识层虽然对鲁迅 逐渐产生了某种隔膜，但同时却又特别欣赏鲁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即“不读或少读中国书……” 以求假此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域外文化盲从主义觅得理论依据，使西方文化浸蚀和挤压我们的民 族文化趋于合法化。这实在是一个不无滑稽意味的大误会！它从根本上曲解和阉割了鲁迅文化思想 和文化实践的内涵质态。诚然，鲁迅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针对胡适等人的“国粹”主义说的 ，那是针对类似《青春之歌》中余永泽那样的青年老夫子说的，那是针对诸如置民族命运于不顾、 一心只啃故纸堆的纯学究派说的，那是针对已经读了许多中国书、而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新潮 抱冷漠态度的青年说的，而决不是笼统地反对读中国书和盲目地提倡读外国书，更不是对民族传统 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和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化采取盲目追随的态度。况且，鲁迅所提倡读的外国书 并非就是西方现代派，而主要还是摩罗派诗人的书、十月革命文艺新潮的书、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 书。关于这一点，鲁迅自身的文化实践便是最有力的佐证！１作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作为世界文豪的列夫·托尔斯 泰，则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告诉人们：“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 后再往前走”②。这两位哲人共同道破了一个真理─—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形式的创新，都是要 有一个既定的前提性的条件的，都是要在首先和充分继承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采取有计 划、循规律的科学步骤，才得以逐渐实现新的、有意义的创造和发展的。否则，一切都必将是徒劳 的，一切都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和虚空中的楼阁一样，自身尚且游魂无定、岌炭可危，又何谈什么创 新和发展呢？这个真理，在鲁迅的生命历程和宏伟业绩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鲁迅之所以能够在短 短五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中，便将自己造就成思想的巨人、文学的矩子、改革的先行者、奇迹的创造 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有恃于对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和本质内容的正确认识、全面理解、娴熟驭 御和充分实践。这，表现在鲁迅的生活、思想、治学和创作的各个方面。他作为引“新潮”进中国 、迎“曙光”入华夏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作为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大 学者，他作为白话文的首倡者、新小说的首创者、杂文与新诗的独占鳌头的缔造者；他作为新文化 运动的擘划者、反“围剿”前线的中流砥柱、大量而系统译介西方现代文化的第一人；他作为中国 新文化的开创者、中国现代文学的猛将和巨擘，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性的基础条件，就是他自幼勤奋 好学，博览群籍，打下了十分深厚、十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熟悉，他对自 先秦至五四的中国文学和艺术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他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殷商文 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修辞学、训治学、版本目录学、考据学、科学史、地质史、金石学等等， 也都有着相当高的造诣。在日本留学时，他还一度从学于章太炎，认真而系统地钻研过《说文解字 》。归国以后，在工作实践中，他又下功夫“啃”金石碑帖和目录版本，专心校辑《古小说钩沉》 、校勘《嵇康集》、研究拓本画像、辑印《会稽郡故书杂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 史纲要》、编纂《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等等。很显然，没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不洞悉中 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对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极其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广泛研究，那是根本无法 涉足这些领域，也无法进行这些工作的。因为要做这些工作，待别是要做好这些工作，确乎并非易 事，必须像过五关斩六将那样蝉联占领古文字、古修辞、训诂、目录、版本、考据、历史、文学、 艺术、金石、碑碣拓本等领域，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必须具备对汗牛充栋的国学之海 进行宏观鸟瞰和总体驾驭的能力，必须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遗产中进行广泛的涉猎和比较，施行 缜密的研究和考证。不是么？仅仅为了辑印《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就不得不遍访越地历史遗迹 ，像宋六陵、禹陵、下方桥石佛寺、柯桥柯岩、禹穴、兰亭、九庙这些地方，他不知去过多少次； 像《兰亭集序》、《会稽石刻》、《唐刻尊胜经幢》、《元代临海王烈妇碑》、《始皇本纪》之类 的碑拓和古书，他不知查索过多少遍。在搜集、发掘、整理、研究古文物的同时，鲁迅还抓紧时间 阅读了大量古文、野史、笔记、逸文等，与此同时，鲁迅也成了当时绍兴最大的仓桥古物铺子的常 客，他几乎把这里经营的古砖买光了，以致使他的房间里常年像开砖厂一样，左一摞右一叠的，除 了古砖，就是古书、古碑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一番筛选、提炼、校勘、补正，鲁迅才得以 编出专门记录“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来。比较起来，校辑《古 小说钩沉》的工作就更烦难了。这是一件崭新的、开拓性的工作。因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 许多材料都被历史的长河湮没了、濯蚀了。在鲁迅之前，从未有人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进行过系统 而翔实的整理和考订，偶或有之，不仅形如蜻蜒点水，而且内容也纰漏迭连。可以想象，这给鲁迅 的工作带来了多么大的难度。他首先阅读数量浩繁的古籍，而数量浩繁的古籍又都不是现成的，需 要从茫茫书海中去寻觅、去捞取、去淬炼。这就必须研究目录学，而图书资料的缺乏又是一个大障 碍。为此，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鲁迅经常到大方伯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去“吃’书；回绍兴教书 以后，绍兴府中学堂的古籍，又很快被鲁迅“吃”光了。及至到设在南京的教育部当部员以后，藏 书丰富的南京图书馆便即刻成了鲁迅消磨全部业余时间的最好的和唯一的去处。他在这里不仅拚命 读书，而且还整本整本地挤命抄书，像《沈下贤集》，像《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 等古籍，鲁迅就是读录并举，有不少都是整本从头抄到尾的。直到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时，鲁 迅还特意买了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放在挎包里，有人问：“这样的书还怕北京买不着， 何必要背一路呢？”鲁迅的回答是：“不背它，路上吃什么？”就这样，为了《古小说钩沉》的问 世，鲁迅经年不息进行了大规模的采集、考证、校订和辑录，在这个过程中，他把随手接触到的一 些零星资料及时抄录在一张张的小纸条上，不断地订讹补缺，辨伪还真，分类归纳，最后装订起来 ，居然有厚厚十大本，其中包括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小纸条六千张以上。在这个过程中，鲁迅还 为辑录唐代刘恂所著的《岭表录异》和为自己编纂《唐宋传奇集》，做了不少有益的积累。其实， 鲁迅奠立坚实的国学基础的工作，是自幼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的。他那时就不仅读了李 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人的许多诗篇，读了《水浒》《西游记》《镜花缘》《三国演义》《东 周列国志》《聊斋志异》等古小说，而且还广泛地读了《海仙画谱》《郑板桥集》《徐霞客游记》 《唐人合集》《金古存》《花镜》《五木经》《南方草木状》《诗经》《山海经》《尔雅音图》《 毛诗品物图考》《点古斋丛画》《金古别识》等各类典籍。此后，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水师学堂，在 日本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他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穷追不舍，广披深研，因而获得了极好的国学素 养。这从他２３岁时写的《斯巴达之魂》、《说》、《中国地质略论》，２６岁时写的《中国矿产 志》，２７岁时写的《人之历史》，２８岁时写的《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 论》、《破恶声论》等重要论著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些论著都是用相当规范、严整而优美 的文言写成的，也都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名篇杰作。而在写这些论著时， 鲁迅还只是一个未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人们都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写 白话小说，也是第一批写新诗的有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但是，这并不是鲁迅小说和诗歌创作的肇 始。在创作《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和创作《梦》《爱之神》《桃花》等自由体 诗之前，鲁迅就已以相当娴熟的笔墨，写过《怀旧》、《别诸弟三首》等文言小说和古体诗了。即 使到后来，在鲁迅的杂文中，也时时露出深厚的国学根基，通体闪射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璀璨光 彩。２鲁迅，就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放开眼光，纵览世界文化长河，有比较、有鉴别，既扬弃、又 同化地吸收西方和东方的诸多文化形态和质态的；鲁迅，就是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广泛融汇，独立 构思，一步一个脚印进行着纯乎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的创造和突破的，并且从总体上促进了中国文 化的新发展，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飞跃！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转捩点上突兀而起的 思想文化的开拓者、革命创新的先行者、文学艺术的巨匠，鲁迅正是牢牢站在这个基础上，并始终 以这个基础作为向前奔突和向上飞跃的起跑线、起跳点。没有这个起跑线和起跳点，乃是谈不上任 何形式和内容的突破和创新的，也就更谈不上文化开放、西学中用和使中国现代文化跻臻世界文化 高峰的。因此任何受到全人类景仰和效法的优秀文化，都首先和始终是充满民族气质和民族个性的 文化，都首先和始终是以嬗接和强化民族文化本体特点和优势为其发端和归宿的，这正如鲁迅所说 ：“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 择取。”③“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④。鲁迅还意 态昂奋、信念坚犀地告诉人们：“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⑤。鲁迅的话不仅是真知灼见，而且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因为在事实上，对于文化遗产的保存、继承和对于新文化的开拓、建设，本来就是一体化的、成系列的，保存、继承和开拓、建设，只不过是文化发展的长索子上的不同链环而已，而决不是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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