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解冻,《金瓶梅》研究也由禁区走向开放,并在80年代取得长足进展,出现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重要成果。《金瓶梅研究》集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作为中国金瓶梅学会主办的学术论文专刊,《金瓶梅研究》于1990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每 年一辑,迄1993年,凡四辑,共刊发论文70余篇。就四辑70余篇论文作一些分类数量统计 ,颇有益于读者了解辑刊的某些特点。表如下:┏━━━━━━━━━━━━━━━┳━━━━┳━━━━━━┓┃类 别 ┃ 篇数 ┃ 百分比 ┃┣━━━━━━━━━━━━━━━╋━━━━╋━━━━━━┫┃(1)作者、成书与版本 ┃ 20 ┃ 28.17% ┃┣━━━━━━━━━━━━━━━╋━━━━╋━━━━━━┫┃ ③作品内容、主题的文化审视 ┃ 25 ┃ 35.6% ┃┣━━━━━━━━━━━━━━━╋━━━━╋━━━━━━┫┃③作品的文体特质与艺术得失 ┃ 6 ┃ 8.45% ┃┣━━━━━━━━━━━━━━━╋━━━━╋━━━━━━┫┃④比较研究 ┃ 8 ┃ 11.26% ┃┣━━━━━━━━━━━━━━━╋━━━━╋━━━━━━┫┃ ⑤张竹坡研究 ┃ 3 ┃ 7.04% ┃┣━━━━━━━━━━━━━━━╋━━━━╋━━━━━━┫┃⑤其他 ┃ 7 ┃ 9.86% ┃┗━━━━━━━━━━━━━━━┻━━━━┻━━━━━━┛ 文章数字与百分比的统计既能见出其内容上的重点、热点所在及该领域研究的问题处,还能显示出薄 弱而有待强化研究的课题方向。应该说,热点集中在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集中在作品内容、主 题的文化审视上,这都抓住了《金瓶梅》研究的关键。前者存在的问题很多,新时期以来,便一直是研究者给予关注最多的方面,一224—《研究》进一步予以强化,自在必然之中,后者内蕴丰厚.且关乎有无研究的价值,进行 重点评判,亦自有其意义。而量的变化孕育着质的飞跃,这两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自不待言。 当然.相比较数量不在多数的其他方向研究,既非不重要,其论文的份量也不因数量居少而丝毫减轻,同样值得重视,一定意义上还显得更勾重要。这些,在下文的综评中将得到印证。一、关于作者、成书与版本的研究 有关作者(或写定者)的探讨,在薪时期以来,出现丁众说纷纭的局面。一方面,旧说如王世贞说、 李开先说得到了进一步论证;另一方面,新说如贾三近说、屠隆说、沈德符说、冯梦龙说、谢榛说、王稚登说等也相继提出。《研究》四辑中,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有一定的发展。刘辉《(金瓶梅)与(玉闺红>》所披露的崇祯四年湘阿I白眉老人《玉闺红·序》不无价值。《序 》谓《玉闺红》的作者东鲁落落平生撰有“《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此“弹词”是否“词话”? 东鲁落落平生是否兰陵笑笑生?可以探考,起码,“也足以证日Jj《金瓶梅》对明代文坛有着巨大震动,它刚问世不久,就有二十卷弹词本出现”。’ 郑闰《欣欣子屠本皎考释》指出《金瓶梅词话序》署“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其欣欣子即欣子屠 本咬;明贤里为屠本唆“所居之地”;屠本咬自号哈哈道士。此论能证成,对《金瓶梅》痒i隆创作说将是有力支持。此外,马征、鲁歌《<金瓶梅)早期史料信息研究》通过对早期传播史料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由他 们主张的王稚登创作说。朱传誉《明清传播媒介研究——·以(金瓶梅>为例》提出笑笑生即是欣 欣子,欣欣子即是冯梦龙,并指出冯梦龙于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从麻城刘家抄得《金瓶梅》 全稿。加以改编,在万历四十五年印行。荒木猛《关于崇祯本(金瓶梅>各回的篇头涛词》由考察崇祯本“各回篇头引用的词中,能见到万历年间的文人王稚登、冯一一2 25—琦的作品”,得出结论,其“修改者是万历文人圈中的一员,或是离万历稍后的,能见到万历文人作词的人”。 关于《金瓶梅》的写作时间,有嘉靖说、万历说的不同,《研究》对此问题也有进一步探考。梅节《 (金瓶梅>成书的上限》认为:新河凿成与南河南徙是明中叶以后运河史上的大事,《金瓶梅词话 》写及此两事,说明其成书必在嘉靖以后,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八月。孙逊《以两处更改看(金 瓶梅>的成书时间》以《词话》前五回因袭《水浒传》而作的两处年岁改动推论其成书在嘉靖中叶 的可能性。马征、鲁歌《(金瓶梅>早期史料信息研究》甚至断言“以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四年正是《金瓶梅》不折不扣的创作成书期”。《金瓶梅》究竟是文人独立创作还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陆大伟《(金瓶梅)非“集体创作”》以 作品的结构模式、意象映射、用诗用典、思想含义等方面阐述了“这惊人独创性的文章只是一个胸 中丘壑的文人所能炼成的”这一结论。卜键《“词话”辨证》也主张《金瓶梅词话》当是文人创作的作品。蔡敦勇在文章中则认为是出自世代相传的艺人之口,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是《研究》另一重点。卜键《“词话”辨证》指出:词话本是《金瓶梅》最 早出现的版本,绣像本是词话本的第二个版本,词话本也是明末最流行的版本。邓瑞琼《再论<金 瓶梅词话)的成书》认为《词话》“是一部抄本汇集本,书的各‘部分,间,只有来源(不同地域 ,不同书会等等)之别,而无‘赝,‘正,之分”。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论 述了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及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就崇祯本的评改者是否李渔,也发表了自 已的否定性看法。魏子云《(金瓶梅>这五回》细致比勘了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与二十卷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五回文字的异同,论证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说法,并指出“有陋儒补以入刻”的五回,发生在二十卷本(崇祯本)身上,而不在十卷本(词话本)身上。朱恒夫《新发现的<新刻金瓶梅奇书>本一.226—残叶》介绍考辨了残叶所属本的刊刻时间、刻印者等有关情况。 二、关于作品内容、主题的文化审视 作为再现生活的艺术巨著,《金瓶梅》展示了多方面的内容,包含了多层面的思想底蕴,而其所展示 或包含的这些东西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涉及到作品的价值品位,必须作出 正确的评判。但这又是之前的研究所欠缺的方面,《研究》以相当的篇幅,探讨了这些问题,弥补了缺憾。陈昌恒《略论<金瓶梅词话>的小说文化学研究》以“既要注意文化场的研究,更要注意场效应的研 究”、“既要注意主导:汇化,更要探究亚文化”为专题,揭示了《金瓶梅》产生的文化背景,为正确评价作品的内容,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卢兴基《中国十六世纪的社会与<金瓶梅>的悲剧主题》、周续赓《论<金瓶梅>现象》、孙竞吴《 一种没有出路的市民文化》结合晚明社会经济文化思潮,对《金瓶梅》的主题及其表现出的意义作 了评说。卜健《世风的浇漓与生命的惩戒》则通过对《金瓶梅》情节进程的剖析,提出书中集中表现的即是“纵欲与死亡”这一主题。陈诏《<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吗?》对魏子云主张的《金瓶梅》“讽谕万历宫闱宠幸事件”说法提出了商榷。 吕红《<金瓶梅>的突破与失落》等对书中性描写作丁文化学的分析。 罗德荣《从寻找到谋杀》、孔繁华《风尘尚有真情在》、沈新林《(金瓶梅>“淫妇”形象平议》等对书中人物形象的蕴涵进行了评骘。 屈小玲《从(金瓶梅>看明代市民的宗教崇拜》、张士魁《(金瓶梅>宗教文字思辨录》、余岢《< 金瓶梅>和佛、道意识》、高潮《(金瓶梅)谈巫》、陈东有《<金瓶梅词话>相面断语考辨》等对作品中的宗教描写、宗教意识及所引用的相面断语的出处等问题作了探讨。彭飞《(金瓶梅>与傩戏》分析了作品中有关的傩戏史料。 一2:27—三、关于《金瓶梅》的文体性质与艺术创造得失 《金瓶梅》是否小说?是什么样的小说?这关系到它在文学史上的归属,也影响到艺术评价的角度,至关重要。 徐扶明《<金瓶梅>原为词话考》以为它原是以唱曲为主而别具一格的词话,具有独特的艺术结构与 风格,所以其中残留了许多词话唱段,但它又不同于一般词话。傅憎享《(金瓶梅>话本内证》认 为它原是话本,是说话人的述录,是演出的,是口耳相承的“耳录”。孟昭连《论<金瓶梅>的“ 大小说”观念》从对古代小说观念的考察入手,分析了《金瓶梅》中“非小说因素”大量存在的原 因。他指出,正是由于不少现代研究者对古代“大小说”观念缺乏认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现 代小说观念去审视古代的“大小说”.于是错误地将古代小说中固有的技巧如小说中夹带着大量诗 诃韵语、说书人口吻的明显存在、说书套语的重复使用、以曲代言的表现手法等视为“非小说因素”,从而在文体的认识上导致了错误的结论。《金瓶梅》究竟是什么样的小说?宁宗一《<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通过对小说类型的考察梳理 ,提出,《金瓶梅》不同于思想家的小说《儒林外史》,也不同于诗人的小说《红楼梦》,它是一 种小说家的小说。宋谋场《再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则不同意此种分类,并提出了批评意见。陆大伟《中国传统小说中说唱文学的非写实性引用:<金瓶梅词话>的模型及其影响》对《金瓶梅》 引用说唱文学的功用及意义等进行了探讨,指出《词话》在说唱文学的寓意和形式引用方面的多样 ,真可以被称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尝试,它一方面有丰富内容和意义的功劳,另方面又使它具有庞杂的形状。柯丽德《(金瓶梅词话>中歌曲的索引》对书中歌曲运用的艺术功用作了分析。指出在歌曲选择上作者是有目的的,其作用一是讽刺批评小说中的人物,二是以此暗示小说的结尾。 浦安迪《<金瓶梅>艺术技巧的一些探索》分析了如下三个问一228—题:①它注重意味深长的细节;②它对各别章回结构的明显设计;③它运用形象再现原则巧妙地达到交相讽射映照的目的。四、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分两种: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 影响研究有吴晓铃、王利器、程毅中、陈美林、陆大伟诸人的文章。吴晓铃《(金瓶梅>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考索了《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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