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陈连营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几乎是一样的历史悠久。据史书记 载，早在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曾特作酒诰以禁酒。当时禁酒的目的主要 在禁绝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至汉朝初年，鉴 于酒类贸易的巨大利益，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沽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 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这时的禁酒有明显的暂时性特点。与此相较， 清代乾隆年间的酒禁却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和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而且由于该制度推行之初 即引起一场争议，在推行过程中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而成为乾隆诸政中最具争议性的政策之 一。如何正确评价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就成为研究清史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此略陈 管见，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先生们。一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是从乾隆二年（１７３９年）开始推行的 。是年五月，乾隆皇帝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严行禁止造酒 ，指出：＂五省烧锅之事当永行禁止，无可疑者。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 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①。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曾任山西督臣 的刑部尚书孙嘉淦的极力反对。孙嘉淦上疏指出：烧酒之禁，无论禁之而滋扰，扰之而终不能禁， 即令禁之不扰，而遂能永禁，其于贫民之生计，米谷之盖藏，不惟无益，而且有损。他根据自己在 山西的经历说：烧酒用的是高粱等粗粮，因此价贱而民乐买，如果禁绝烧酒，老百姓必转向耗费细 粮的黄酒造卖；制造烧酒是化无用为有用，增加收入，而禁烧酒后必使百姓收入顿减而支出大增， 因而不但不利于民生，反而影响贫民生活，加之官吏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 烧酒之禁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岁。歉岁粒米维艰，则大麦高粱之类可以疗饥。禁之诚为有益。但可 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但可暂行封贮而不必坏其器具而加以刑罚。至丰年米谷足食，则大 麦高粱之类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所需索，而民间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颗粒， 无所用之糠暂移售卖，以备不时之费，则上下不扰而百姓自享盈宁之庆矣＂②。孙嘉淦的主张仍是 汉代以后各代的做法，但言之凿凿，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予以重视。他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 详议具奏，并说：＂朕之所以命禁烧锅者，原为民食起见，今观孙嘉淦所奏，是严禁亦有必不可行 者。王大臣不可曲从朕旨，亦不可回护孙嘉淦，其和衷定议以闻。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 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③。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九卿王大臣实在难于秉公论断，因此他们敷衍 塞责，匆匆上了两议：应该严禁，但加重对本犯的处罚，严定相关官吏的处分，容易导致无知小民 犯法，吏骨缘以为奸，故于民情不便，应该仍依照以前的成法加以处理；本犯仍照旧例治罪，涉及 的官吏的处分分别定例，已经造成的烧酒仍准①《清高宗实录》卷４２。②
孙嘉淦：《孙文定公集 ·请开洒禁疏》；《清高宗实录》卷４２。③《清高家实录》卷４３。其出卖①。对此，乾隆自然 不满，称此＂仍属虚文。但严官吏之处分，而本犯之治罪如旧，则造酒之人既无所畏惮，而官员或 转以干涉考成多方迫护，仍于禁约无益，况造成之酒仍准售卖，则奸民私造者皆以治卖陈酒为籍口 ，迁延岁月，虽禁犹不禁也＂②。故下令五省督抚大员根据实情发表意见。五省督抚意见分歧较大 。直隶总督李卫认为：烧酒之禁应严于歉收之年，稍宽于丰裕之岁；本地酿造及零星造曲者不必禁 止，麦曲、烧酒概不许出境，肆行踩曲贩卖者严行禁止。河南巡抚尹会一认为：禁酒应先禁曲；零 星造曲者可不加禁止，只严禁广收多踩贩卖者。陕西巡抚认为：禁酒势难一概禁止，只可对开行踩 曲贩买者严加禁绝。山西巡抚认为：烧锅当禁而不可以必禁，只可在歉年加严禁令，踩曲开行运贩 严重的加以禁止。甘肃巡抚认为：甘肃不是产酒的地区，况地处寒冷，官民多以酒驱寒，因此不能 查禁③。由此可见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的做法，而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从而培绝大规 模的造酒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规定：富商巨贾广收麦石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违 禁者除照原律杖一百外，再枷号两个月，失察地方官每案降一级留用，失察三次者降三级即行调用 ，有贿纵等情弊的照枉法律计赃论罪④。随即在北五省推行。这场辨论应该说是富有价值的，它使 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避免了极端化的倾向，修正了＂水行禁绝＂等不切实际的作法。禁酒政策推行 后，乾隆皇帝严令督促，指示各地切实执行。如乾隆三年的谕令指出：＂各地方官实心奉行，毋得 视为具文，苟且塞责。倘稽查不力，仍有违禁私踩者，经朕访闻，必将地方官从重处分，不稍宽贷 ，即督抚亦不得辞其咎＂⑤。乾隆五年，因御史齐轼报告说近京地方贩酒情况仍很严重，乾隆特令
地方官＂穷究治罪，不得姑容。零星沽卖者不必深究，不得以小户塞责＂⑥。此后年年都有类似的 命令。在皇帝的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曲禁。河南为重要的农业区，踩曲也最多， 民生问题也最严重，故曲禁推行最力，并形成一定的规章条例：民间制曲自用为数不多者免于查究 ；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数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治罪；乡里保长徇隐不报，贩运曲块数至百斤，牙行经 纪、车户船家及代为交易运送者，经过失察之地方官及收贿故纵者，一体处罚⑦。此后各地大致以 此为标准。乾隆十三年，因发现湖广地区＂黄酒之多更甚烧酒，江浙尤甚，所耗米粮几车殄相等， ＂开始严禁米烧⑧。次年又开始查禁福建等地运贩红曲红糟者，并分别轻重治罪：多为制造车装船 运者概行禁止，运贩５００斤以下及广收米石制造千斤以上者分别治罪，红曲变价入官，地方官失 察贿纵，俱以江北法例论处⑨。针对官吏借端渔利的情况，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官吏乘机借端渔 利，及勾通需索诸情弊，许即行严参治罪＂⑩。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年都曾重申此规定。可见统治 者对酒禁政策的重视。然而，尽管清政府对酒禁极为重视，制订的条例亦相当完备，而酒禁的效果 却并不理想。从史料来看，乾隆四十年以前酒禁的法令每年都在重申，而各地执行情况却不相同， 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如禁令始行之初即有＂有司阳奉阴违，必 待众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约。及薄有收成，仍然公行无忌＂的现象。乾隆二十四年十月的谕言 称：＂烧锅踩曲，例有明禁。选来屡经降旨，令地方官严行查禁，勿使靡费米①②《清高宗实录》 卷４４。③参见《历史档案》１９８７年３期《江北五省禁踩曲烧酒史料》及《清高宗实录》卷４ ７－５２。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３０《榷酤》。⑤同上引《榷酤》．⑥《清高宗实录》卷６８ 。⑦尹会一：《尹少宰奏议·请增踩曲禁例疏》。⑧前引《榷酤》。⑨⑩《清高宗实录》卷３１７ 、５５３、４３。粮。乃有司视为具文，奉行不力，遂致乡邑愚民违禁私烧，竟成利薮＂①！乾隆 三十六年十月的诏令称：＂踩曲烧锅之禁，其来已久，何以从未有获之事？＂②其效果之微于此可 见一斑。也许正因为如此，清代后期的思想家们对禁酒政策多持异议。《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写道 ：＂本朝康乾时亦屡严谕禁，旋即停罢，良以酒之为物，既以成礼，亦复合欢，人情所不能止者， 圣人弗禁，于焉榷之，用佐岁入，犹周官戒群饮之意耳＂③。主张商战的冯桂芬在《重酒酤议》一 文中也写道：＂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 ，习以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乾 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呢？二关于乾隆年间禁酒政策的评价问题，愚目所及，目前史学界只有王纲和范 金民两位先生论及。王先生大致认为清代的禁酒政策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上没有谈到禁酒 和民生问题之间的关系⑤，而范金民先生虽注意到了禁酒和民生问题之间的关系，惜未展开论述⑥ 。如何全面地评价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我们认为，应尽量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首 先应该承认，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有其违背商品经济规律，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一面。但这一 点不应该夸大，因为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原动力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水平在清代并没 有获得质的飞跃，受其限制，商品经济还不具备突破封建经济范畴的坚实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尤其是清代，商业资本大量回流到购买土地上⑦的现象，正是这一问题的侧面反映。第二，乾隆年 间的禁酒政策是在民生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大家知道，自崇 祯十七年满族进入中原后，经过三十多年的统一战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进入一个长期比较稳定 的发展时期。以康熙等人为代表的清初统治阶级，为了大清政权的长治久安，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 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如奖励垦荒和兴修水利等，有力地促进了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 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所谓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 是，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背景下社会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推行的＂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政策，以及雍正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虽然有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沿袭两千 多年的人头税这一进步作用，但它客观上却对社会人口的自然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冯柳 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的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八年的９９年间人口增长了十二倍⑧ ；赵文林等人的《中国人口史》认为康熙初年到乾隆六年的７９年间人口增加了７２％⑨。且不说 这些数字是否准确，就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在这一比较稳定的时期里，社会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是 完全可能的。这无疑给社会供给造成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康熙初年到乾隆年间，全国各地遍生灾害，而且年年有灾，有的甚而是数省同灾⑩。这无疑更加剧了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康熙初年，康熙就曾叹道：＂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户不加益，食用不①②《清高宗实录》卷５９９、８９４。③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３０、４１。⑤王纲：《清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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