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陈连营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几乎是一样的历史悠久。据史书记 载,早在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曾特作酒诰以禁酒。当时禁酒的目的主要 在禁绝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至汉朝初年,鉴 于酒类贸易的巨大利益,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沽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 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这时的禁酒有明显的暂时性特点。与此相较, 清代乾隆年间的酒禁却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和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而且由于该制度推行之初 即引起一场争议,在推行过程中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而成为乾隆诸政中最具争议性的政策之 一。如何正确评价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就成为研究清史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此略陈 管见,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先生们。一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是从乾隆二年(1739年)开始推行的 。是年五月,乾隆皇帝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严行禁止造酒 ,指出:"五省烧锅之事当永行禁止,无可疑者。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 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①。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曾任山西督臣 的刑部尚书孙嘉淦的极力反对。孙嘉淦上疏指出:烧酒之禁,无论禁之而滋扰,扰之而终不能禁, 即令禁之不扰,而遂能永禁,其于贫民之生计,米谷之盖藏,不惟无益,而且有损。他根据自己在 山西的经历说:烧酒用的是高粱等粗粮,因此价贱而民乐买,如果禁绝烧酒,老百姓必转向耗费细 粮的黄酒造卖;制造烧酒是化无用为有用,增加收入,而禁烧酒后必使百姓收入顿减而支出大增, 因而不但不利于民生,反而影响贫民生活,加之官吏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 烧酒之禁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岁。歉岁粒米维艰,则大麦高粱之类可以疗饥。禁之诚为有益。但可 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但可暂行封贮而不必坏其器具而加以刑罚。至丰年米谷足食,则大 麦高粱之类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所需索,而民间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颗粒, 无所用之糠暂移售卖,以备不时之费,则上下不扰而百姓自享盈宁之庆矣"②。孙嘉淦的主张仍是 汉代以后各代的做法,但言之凿凿,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予以重视。他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 详议具奏,并说:"朕之所以命禁烧锅者,原为民食起见,今观孙嘉淦所奏,是严禁亦有必不可行 者。王大臣不可曲从朕旨,亦不可回护孙嘉淦,其和衷定议以闻。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 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③。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九卿王大臣实在难于秉公论断,因此他们敷衍 塞责,匆匆上了两议:应该严禁,但加重对本犯的处罚,严定相关官吏的处分,容易导致无知小民 犯法,吏骨缘以为奸,故于民情不便,应该仍依照以前的成法加以处理;本犯仍照旧例治罪,涉及 的官吏的处分分别定例,已经造成的烧酒仍准①《清高宗实录》卷42。②
孙嘉淦:《孙文定公集 ·请开洒禁疏》;《清高宗实录》卷42。③《清高家实录》卷43。其出卖①。对此,乾隆自然 不满,称此"仍属虚文。但严官吏之处分,而本犯之治罪如旧,则造酒之人既无所畏惮,而官员或 转以干涉考成多方迫护,仍于禁约无益,况造成之酒仍准售卖,则奸民私造者皆以治卖陈酒为籍口 ,迁延岁月,虽禁犹不禁也"②。故下令五省督抚大员根据实情发表意见。五省督抚意见分歧较大 。直隶总督李卫认为:烧酒之禁应严于歉收之年,稍宽于丰裕之岁;本地酿造及零星造曲者不必禁 止,麦曲、烧酒概不许出境,肆行踩曲贩卖者严行禁止。河南巡抚尹会一认为:禁酒应先禁曲;零 星造曲者可不加禁止,只严禁广收多踩贩卖者。陕西巡抚认为:禁酒势难一概禁止,只可对开行踩 曲贩买者严加禁绝。山西巡抚认为:烧锅当禁而不可以必禁,只可在歉年加严禁令,踩曲开行运贩 严重的加以禁止。甘肃巡抚认为:甘肃不是产酒的地区,况地处寒冷,官民多以酒驱寒,因此不能 查禁③。由此可见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的做法,而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从而培绝大规 模的造酒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规定:富商巨贾广收麦石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违 禁者除照原律杖一百外,再枷号两个月,失察地方官每案降一级留用,失察三次者降三级即行调用 ,有贿纵等情弊的照枉法律计赃论罪④。随即在北五省推行。这场辨论应该说是富有价值的,它使 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避免了极端化的倾向,修正了"水行禁绝"等不切实际的作法。禁酒政策推行 后,乾隆皇帝严令督促,指示各地切实执行。如乾隆三年的谕令指出:"各地方官实心奉行,毋得 视为具文,苟且塞责。倘稽查不力,仍有违禁私踩者,经朕访闻,必将地方官从重处分,不稍宽贷 ,即督抚亦不得辞其咎"⑤。乾隆五年,因御史齐轼报告说近京地方贩酒情况仍很严重,乾隆特令
地方官"穷究治罪,不得姑容。零星沽卖者不必深究,不得以小户塞责"⑥。此后年年都有类似的 命令。在皇帝的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曲禁。河南为重要的农业区,踩曲也最多, 民生问题也最严重,故曲禁推行最力,并形成一定的规章条例:民间制曲自用为数不多者免于查究 ;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数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治罪;乡里保长徇隐不报,贩运曲块数至百斤,牙行经 纪、车户船家及代为交易运送者,经过失察之地方官及收贿故纵者,一体处罚⑦。此后各地大致以 此为标准。乾隆十三年,因发现湖广地区"黄酒之多更甚烧酒,江浙尤甚,所耗米粮几车殄相等, "开始严禁米烧⑧。次年又开始查禁福建等地运贩红曲红糟者,并分别轻重治罪:多为制造车装船 运者概行禁止,运贩500斤以下及广收米石制造千斤以上者分别治罪,红曲变价入官,地方官失 察贿纵,俱以江北法例论处⑨。针对官吏借端渔利的情况,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官吏乘机借端渔 利,及勾通需索诸情弊,许即行严参治罪"⑩。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年都曾重申此规定。可见统治 者对酒禁政策的重视。然而,尽管清政府对酒禁极为重视,制订的条例亦相当完备,而酒禁的效果 却并不理想。从史料来看,乾隆四十年以前酒禁的法令每年都在重申,而各地执行情况却不相同, 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如禁令始行之初即有"有司阳奉阴违,必 待众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约。及薄有收成,仍然公行无忌"的现象。乾隆二十四年十月的谕言 称:"烧锅踩曲,例有明禁。选来屡经降旨,令地方官严行查禁,勿使靡费米①②《清高宗实录》 卷44。③参见《历史档案》1987年3期《江北五省禁踩曲烧酒史料》及《清高宗实录》卷4 7-52。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0《榷酤》。⑤同上引《榷酤》.⑥《清高宗实录》卷68 。⑦尹会一:《尹少宰奏议·请增踩曲禁例疏》。⑧前引《榷酤》。⑨⑩《清高宗实录》卷317 、553、43。粮。乃有司视为具文,奉行不力,遂致乡邑愚民违禁私烧,竟成利薮"①!乾隆 三十六年十月的诏令称:"踩曲烧锅之禁,其来已久,何以从未有获之事?"②其效果之微于此可 见一斑。也许正因为如此,清代后期的思想家们对禁酒政策多持异议。《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写道 :"本朝康乾时亦屡严谕禁,旋即停罢,良以酒之为物,既以成礼,亦复合欢,人情所不能止者, 圣人弗禁,于焉榷之,用佐岁入,犹周官戒群饮之意耳"③。主张商战的冯桂芬在《重酒酤议》一 文中也写道:"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 ,习以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乾 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呢?二关于乾隆年间禁酒政策的评价问题,愚目所及,目前史学界只有王纲和范 金民两位先生论及。王先生大致认为清代的禁酒政策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上没有谈到禁酒 和民生问题之间的关系⑤,而范金民先生虽注意到了禁酒和民生问题之间的关系,惜未展开论述⑥ 。如何全面地评价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我们认为,应尽量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首 先应该承认,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有其违背商品经济规律,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一面。但这一 点不应该夸大,因为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原动力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水平在清代并没 有获得质的飞跃,受其限制,商品经济还不具备突破封建经济范畴的坚实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尤其是清代,商业资本大量回流到购买土地上⑦的现象,正是这一问题的侧面反映。第二,乾隆年 间的禁酒政策是在民生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大家知道,自崇 祯十七年满族进入中原后,经过三十多年的统一战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进入一个长期比较稳定 的发展时期。以康熙等人为代表的清初统治阶级,为了大清政权的长治久安,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 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如奖励垦荒和兴修水利等,有力地促进了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 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所谓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 是,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背景下社会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推行的"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政策,以及雍正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虽然有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沿袭两千 多年的人头税这一进步作用,但它客观上却对社会人口的自然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冯柳 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的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八年的99年间人口增长了十二倍⑧ ;赵文林等人的《中国人口史》认为康熙初年到乾隆六年的79年间人口增加了72%⑨。且不说 这些数字是否准确,就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在这一比较稳定的时期里,社会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是 完全可能的。这无疑给社会供给造成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康熙初年到乾隆年间,全国各地遍生灾害,而且年年有灾,有的甚而是数省同灾⑩。这无疑更加剧了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康熙初年,康熙就曾叹道:"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户不加益,食用不①②《清高宗实录》卷599、894。③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0、41。⑤王纲:《清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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