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胡杏罗源文十年前我和另外两位作者在《一代风流》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按照美的规律 造型──试论（一代风流）中的胡杏》。文章先刊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南方日报》，后为《文艺 新世纪》转载。过后我们回头看，那文章对胡杏这个典型人物从物象美、形式美、容颜美和姿态美 等方面剖析较多而从她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和心灵美以及造就这美的基础相对谈论较少。因此， 这次座谈我再论胡杏就是出于此。与此相联系的是，我觉得近些年来文艺界主要是文艺评论界中不 乏这样一种声音：时代变了，该逐步地脱离“具象艺术”而走向“抽象艺术“，”作品无需主题思 想、无需人物典型“等等。同时，近些年来从社会生活到文艺评论，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很少 甚至根本不谈阶级和阶级分析，也就是淡化以至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假如你仍坚持这个“法宝”， 马上就有人送来“左”或“保守”的帽子……典型化原则还要不要坚持？作家今后是否就成以无主 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这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典型化是文艺创作 的基本规律之一。这次座谈《一代风流》典型性格，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相信会对发展繁荣社会 主义文学有好处。一胡杏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她的思想发展经过的主要阶段是，从佃农家庭出身的一 个农村小姑娘到被迫进了何家当“小奴隶”受尽折磨，到跟着周炳闹革命，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最 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先锋队中的战士并为实现党的宗旨与目标而奋斗。在这几个阶段里和整个 人物发展进程中，作者着意揭示她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气质，使其显得丰富而多样，塑造出高度个性 化的典型性格，使得人物栩栩如生。生活实践让一个“小奴隶”逐渐明白贫与富，美与丑，善与恶 是怎样形成；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给她以启蒙教育。胡杏出生在离广州不太远的震南村一户佃农 家。父亲胡源祖上曾留下几亩薄田，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因后来娶妻生子、人祸天灾等，家业都 败了。此后得远房亲戚──震南村大地主何应元“免去押租”，“批了几亩田给他耕种”，才“救 ”了他一家的命，让胡家大小数口“活”了下来。然而，胡家儿女都还年幼，生活艰辛；五六口之 家只得胡源和胡王氏下地干活，只得“干一顿、湿一顿地糊弄着。”这时是公元１９２０年，胡杏 年方６岁。６岁的胡杏整日价只懂得和１０岁的哥哥胡树和８岁的哥哥胡松在地上“抓子儿”这种 石头瓦片的玩物。有一天，当父亲说家中粒米全无，只好“再吃一顿煮萝卜”时，胡杏习惯地本能 作出了强烈反应，同哥哥们一道嚷着“我不吃煮萝卜！不吃煮萝卜！”不吃煮萝卜吃什么呢？她的 要求并不高，只想吃一顿番茨（地瓜）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她那里晓得家中连番茨也没有！１２岁 大的姐姐知道家里连番茨也没有了，她不好作声，望着可怜又可爱的妹子自个儿在一旁“垂泪”。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此时又正是“外面凄风苦雨，飘着洒着，滴答不停”，更添几分愁情！ 恰巧，这时周炳出现了。他把“偷”来的四碗白米送给胡源家；孩子们立刻高兴得跳了起来，都嚷 着：“有米了，有米了！有饭吃了，有饭吃了！”直到饭做出来了，“热气腾腾地摆在矮桌子上” ，可胡源老汉却只管“坐在一旁叽叽咕咕地不知说些什么”，而“只是不肯吃”，思绪万千心潮起 伏的胡源望着孩子们，发现“一个个眼睁睁地”望着自己，都“不敢吃”……这时，胡源才长长地 叹了一口气，终于先“举起筷子……”此种情景，绘胡杏心灵深处刻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她开始思 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她日后的性格变化与发展与此不无关系。到了何家当丫头而年方１２岁的胡杏 ，正处在帝国主义者大肆残杀中国老百姓时期，她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好人周炳的表姐区挑拨害于沙 面，炳哥哥也给敌人打伤而昏死了几天。这些胡杏又不明白又明白，但终究还是逐渐懂得国内的坏 人勾结国外的坏人，共同杀害她心目中的好人，那些杀人的人最坏，将来会不得好死！胡杏听说受 伤的周炳躺了几日后醒过来了就立刻去看望他。见周炳清醒便轻声细语敌甜地叫了他一声，周炳也 望着她细声地唤了胡杏一声。她“百感交集”，忍不住“簌簌地掉着眼泪，哭了一会儿。”当时， 周炳眼里的这个“下巴”“象小牛枯”似的“尖瘦”，而“脸上没肉，罩着一层饥饿的青黄色的薄 皮，身体又瘦又直，象根竹子”的胡杏，在天寒地冻的时候“一双赤脚冻得红通通的”，身上穿的 并非女孩子的衣服，而是“穿着男孩子的旧衣服，非常宽大，不合身”，不禁心酸起来，对她充满 关怀同情。她心灵深处更感到周炳对她好，也更加敬重这样的人。由此胡杏联想到有点“亲戚”关 系的何家为什么常常使劲地打自己？时不时挨藤鞭子？有时给打得“躺在地上，蟋曲着，哆味着， 翻腾着，嘴里吐出血丝，衣服扯破了好几处，露出肉来”，不仅没人搭救她，而且还把她“推出大 门外”。对这一切胡杏似乎明白也不大明白，她只以“嚎啕大哭”表示“抗议”。直到后来周炳隐 隐地告诉了她这样的事产生的原因之后，她就表示知道了，明白了。她开始明白自己的际遇和地位 ，并决意面对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从此，她的性格气质发生了转变，思想感情也出现了变化；周 炳对胡杏命运的热情关注，慢慢地使她增添起抗争的决心和信心。作品中不是有这么一个情节吗： 周炳出于对胡杏无端遭毒打而气愤极了，他同情胡杏，憎恶何胡氏并伸手夺下何胡氏手里的夺命藤 鞭，一手拉住胡杏上警察署去告她的二姑。到了警察署胡杏初则不敢说话。继后便勇敢起来为自己 分辨了，她声言自己“不偷吃，不打架，不偷钱，不吵嘴”。到何家两年了，“连一个小匙羹也没 有掉过下地呢！”这就是他的投诉。这就是她的抗争！结果是，“从此以后，果然有那么几天工夫 ，何家的人没有再殴打胡杏。”何家对胡杏的迫害不因此放弃，而是更换了别的形式；作品揭露她 “从此很少露面”，“大概是主人家把她关了起来，不让她有行动自由”！这时，颠三倒四的言词 出来了；什么“世界上有不是的丫头，哪有不是的主人！”“人家买来的丫头，爱打就打，爱杀就 杀”等迫害“合理”，打骂“有理”的论调不绝于耳，直至恐吓有加，比如说，“只有石头砸破鸡 蛋，再没有鸡蛋砸破石头”之类，这些话无非一是警告周炳别多管“闲事”，二是从精神上企图继 续压迫和统治胡杏，加重她的思想负担，使她屈服和“认命”。此时，胡杏已开始觉醒；表现在她 不认为自己“命苦”。她当着姐姐胡柳面哭诉了“在何家受尽虐待，欺负的苦楚”，表明她十分憎 恨这家“有钱亲戚”。她想到只是为了减轻父母负担而不得不继续留在何家。周炳在和她接触中注 重对她的鼓励和进行“思想引导”，让她从理性上逐渐认识由于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差别，财富 不均等问题，并从这点上去识别他们同何家之间为何在亲戚上头也如此这般心毒手狠地对待她胡杏 。胡杏是完全从生活实践和自己切身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经验来的。作者在表现、反映、塑造胡杏的 性格及其发展，完全掌握了忠实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思想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恰如其分和恰 到好处雕刻她的性格。欧阳山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时指出“人 也可以创造环境”的辩证唯物史观，依照美的规律，从生活出发去塑造胡杏和周炳等一系列人物典 型形象。一个人要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学习社会尤为重要。胡杏１３岁那年，有个晚上要陪何家 小姐年方１０岁的何守礼回家，路上何守礼问胡杏周家三兄弟周金周榕和周炳为什么不来吃她哥哥 何守仁与陈文娣的结婚喜酒时，无意中漏了嘴：“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礼紧追问道： “为什么要逃走？他们是坏人么？”胡杏立刻醒悟，说：“他们都是好人。”何守礼又问：“好人 为什么要逃走？”机灵的胡杏终于想出好法子，一语“堵”死她继续追问并显得是非分明他说：“ 敢情是有坏人要害他们咯！”这个苦孩子已经懂得保护好人了。二社会生活实践的教育促使一个深 受奴役压迫和剥削的少女坚决站起来，勇敢地投入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去锻炼成长。在《三家巷 》中胡杏这个十二三岁的奴婢，她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已经和周炳紧密相连在一起。区桃光荣牺牲 后，周炳从昏迷中醒过来，第一个跑过来看他的是胡杏。为纪念区桃和寄托哀思之情，周炳亲手栽 下白兰树之后由于继续战斗的需要他不得不离开三家巷，离开后早晚照料白兰树的是胡杏。她还每 晚上周炳家替周妈干活和同周妈说话解闷儿。当周炳在避难中偶尔返家来，别的事不管，别的人不 问，就只是紧握胡杏的双手向她问好。后来周炳参加赤卫队攻打观音山直至从越秀山上撤退下来， 跑回家里时，胡杏“只是牵着周炳的衣袖子，呜呜咽咽地哭”。在《苦斗》一卷中，胡杏遭何守义 强暴后，跌跌撞撞“打开大门，拉开栊，推开矮门，走出巷外”，“坐在白兰花旁边那张又湿又冷 的石头长凳上，只是对着那棵白兰花掸眼泪”；她想说的就是让周炳知道“你又不回来看看，这里 闹成什么样子了呀！”在《柳暗花明》这一卷里面，胡杏又一次给疯子何守义用擂槌打得浑身青黑 ，昏迷不醒，送进那几乎是“有进没出”的方便医院的一间大茅棚里，身上有二十几处伤痕，正在 “发高烧”。周炳几经折腾听到何守礼这个“报告”，跑到医院去看望她，强忍住十分伤心和愤怒 ，最后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世上有比这更悲惨的遭遇么！”胡杏从周炳处得到安慰，鼓舞和力量 ，增强信心。她多么希望尽早脱离悲惨的生活樊篱，去寻求新的生活天地。在《圣地》里，胡杏送 别周炳上前线时，作者不仅写了她那美丽的外貌和动人的姿态，而且刻画了胡杏那坚强美好的心灵 和性格，并让她的性格在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的伟业中逐步展现。在《万年青》里，周炳一度对打开 村子里土改的沉闷局面同队伍内外各种势力较量而表现出心绪不宁和焦急浮躁时，只想向县里“一 五一十地将村里的毛病说清楚，请他们考虑，最好能够由县委重新派人到这里来……”可这时候的胡杏在经受过多方锻炼和摔打以后头脑冷静得多了；也说明她的性格的变化发展是处处以大局、全局为重，因而往往能够从主人翁的角度和地位去考虑处理问题而表明自己不赞成周炳这猴急和粗鲁的想法，提醒他“应该十分谨慎才是”，显示出胡杏在某些事情上其性格发展的成熟程度比之周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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