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的交叉点上——茅盾与外国文学汪剑钊１８２７年１月３１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一次谈 话中声称：“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相隔二十年 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重申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的特点。“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 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 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应和着这一预言，“世界文学”逐渐从它的可能性转变为一 种现实。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有着古老文化积淀的亚非拉文学纷纷摆脱各自传统的羁绊，尝试着 利用人类思想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契机，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面貌。以“五四”精神为骨干的２ ０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没有世界性的 交流，没有外国文学的介入，便不能想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之存在。站在下一个世纪的入口处 ，回顾本世纪的文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自鲁迅以降，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几乎无一不 通晓一种或数种外国语言，几乎无一不受有东西方文化的同时熏染。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之一茅盾 ，也是这样一位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人物。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中，茅盾的博学和睿智是 有口皆碑的，至于他和外国文学的渊源，更为论者所重。综观茅盾的理论著述，涉及外国文学的， 计有三分之一强，其中仅专著一项，便有一百多万字，重要者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小 说研究ＡＢＣ》、《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ＡＢＣ》、《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 杂论》、《神话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即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再版的《西洋 文学通论》）、《希腊文学ＡＢＣ》、《北欧神话ＡＢＣ》、《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 名著讲话》等。在这些著作中，茅盾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叉点上，以一种开放性、世界性、历史性的 眼光，纵横捭阖，爬梳剔抉，既勾勒自古希腊罗马文学以来各种文艺思潮兴衰代谢的线索，又对那 些世界一流作家和作品进行重点的剖析和鉴赏，提纲挈领地为我们展示了世界文学流衍递进的整个 过程。因此，即便撇开其创作不谈，仅以上列著述而论，茅盾也堪称不可多得的一位外国文学研究 专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成功无疑得力于这些精深的研究成果。一、“为人生” 的主张与俄苏文学和新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一样，茅盾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强烈 影响，“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象我这样，从魏晋 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伸出头来，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俄罗 斯文学。”③在世界文学史上，俄罗斯作家向来以浓重的入世精神著称，他们无不怀有悲悯的情怀 ，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生命的意义，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相近似的是，它也是 一个道德感高于美感的民族。在俄罗斯，文学常常被视作精神探索的一个触角，诗歌往往是灵魂之 升腾和坠落的预言。在绝大部分诗人和作家眼里，内容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形式，因此，唯美的、纯 艺术的风格追求很少能在俄罗斯找到适宜的土壤，间或有之，也只能如昙花一现，绝不可能在文坛 上占据主流的地位。自普希金、果戈理开始，俄罗斯文学便确立了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人道主义传 统，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描写，构成了俄罗斯文学最出色的人物群像，殆至托 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对人性的张扬甚至达到了宗教的高度。中国“五四”文学发轫 之初，“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在文学的功能问题上产生过较大的分歧，前者提倡“为人生而 艺术”，后者则标举“为艺术而艺术”。关于“文学研究会”，茅盾发表过这样一个看法，称它“ 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其“发起诸人”，说不上什么“企图”、“野心”，对于文艺的意 见也并不一致，而且，也不曾追求过一致。“如果有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 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④茅盾认为：“文学是为人生而作的。 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⑤由文学的“为人 生”，进而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亲近，这是周氏兄弟、郑振铎等一批“文学研究会”骨干的共同 倾向。这批作家对文学的选择是与他们对国民性的改造、对重建人生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作为“ 文学研究会”主要的理论代表，茅盾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观点：“俄人视文学又较他国人为重，他们 以为文学这东西，不单怡情之品罢了，实在是民族的秦镜，人生的禹鼎，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 有用于人生。”⑥正是对文学的功利性和教化作用的重视，茅盾对俄罗斯人道主义的文学的最大代 表托尔斯泰产生了强烈的共呜，力图和后者一样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刻划众多的人物性格，展 示时代风云中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追求创作上的“史诗”风格。长篇小说《子夜》便体现了茅 盾的这种努力。《子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剖析派的长篇小说，作者着力要表现的是当 时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写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落的必然命运。与传统小 说单一结构不同，茅盾采用了一种复式结构。作品围绕主人公吴荪甫，铺开了工厂、农村、公债市 场等多条线索。这种写法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小说的一条 线索是安娜的爱情悲剧之发展，另一条线索则是列文的农村改革之尝试。至于《子夜》第二章的设 置，更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灵堂吊唁为楔子，描写作 为吊客的工、商、军、政各界人士的言谈举止，让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一登场亮相，同时引出民族资 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这一主要线索，以及其它几条次要线索。至于后者，托尔斯 泰通过宫中女官安娜巴芙洛夫娜的家庭聚会，一一介绍了书中的主要人物，拈出了几大家族间的亲 怨关系。说到人物间的相似，在这两位大师的笔下，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 文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与《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钱良材。他们都怀有社会改良的美好心愿 。然而，严酷的现实总令他们的好心不得好报。不过，托尔斯泰所要表现的是“忏悔的贵族”在背 叛本阶级的过程中的困窘；茅盾要指明的则是，资产阶级改良的不可能。与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相 比，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有更为厚重的人道主义内涵，也较多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一点对茅盾是 极具吸引力的。从文学“为人生”的原则出发，茅盾以为，文学的社会职责不仅在于揭示痛苦，更 需要创立“救济之法”。当他在比较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这两位外国文学的大师时，其天平明显倾向 于前者。这是因为，
托尔斯泰“对社会之观察，乃乐观的非悲观的，彼谓社会大多数人皆为善人， 其为恶者或社会制度逼之为恶，或社会之高等人临之为恶也，其说部或剧本都含此意。”⑦俄罗斯 文学中有一个特异的现象，那就是在萎靡、沮丧、颓唐的“多余人”形象身边，总时不时地会有一 些出色的女性相伴随。她们有的是贵族小姐，有的是平民学生，有的甚至是妓女，却无一不具有善 良的天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受尽了社会的摧残和凌辱之后，依然不失其理想的色彩，她们在非常 情况下所显露的镇静与勇敢，往往令那些沉沦中的男主人公黯然失色。在茅盾的小说中，也有这样 的“新女性”群像，《蚀》三部曲中的静、慧、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腐蚀》中 的赵惠明。她们不同于“贤淑温良”的传统女性，大多具有特殊的“狷傲”性格，除带有极强的个 性解放和理想主义色彩以外，还夹杂着一丝虚无主义的意味，从中显露出对恶势力决不妥协的抗争 精神。茅盾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作的这种审美选择极有可能受到过他一向青睐的俄罗斯文学的暗示 。二、科学性、写实性与自然主义在众多的茅盾研究文章中，有关他和自然主义的关系向来是论者 所关注的重点之一。过去有人指斥自然主义对茅盾的创作产生的全然是负面的影响，抱着“为贤者 讳”的用心，将他的文学道路描绘成不断抛弃自然主义的轨迹；时下却又有人认定他就是自然主义 文学在中国的代表。固然，茅盾一生的文学活动与自然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后者既影响了他的批评 风格，也帮助过他创作个性的确立。但是，如上述对作家所受影响的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只能给 茅盾研究罩上一层迷雾，无助于对他进行正确的评估和解读。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中国一度 盛行过唯科学主义思潮，它的信奉者认定，科学是取得真理的唯一途径，科学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 自然界，而且还能够解答人生和社会的诸种问题。１８９５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把“科 学”与“民主”界定为“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⑧在求新的知识分子 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他们充分认识到科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将它从单一的知识学提 高到了意识形态的层次。“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 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知识界曾经掀 起一场传统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的论战，结果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科学世界观的支持者认为，科 学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正确的人生哲学，它的可能性起源于科学与人生的综合，伴随科学的成功， 人生可以一步步趋于完善。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陈独秀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述：“人类将来之进化， 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 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①０陈独秀以为，科学应成为现代人的新信仰，以取代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教。他的这种观点进一步影响到他对文学的认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①１陈独秀的这种理解与当时茅盾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也认为：“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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