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朱立元关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问题，近年来似乎又一次成为学界 的热门话题。但是，若冷静客观地审视一下８０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状况，那么，应当 承认，这种对话并非十分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平等＂），即从总体上来讲，从西方 引进、输入得多，而向西方传播、输出得少。而对这种中西文化对话中的＂不对等＂现状，知识、 文化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文人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 ８０年代我国大量译介、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一则使中西文化对话出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 不仅仅是＂不对等＂），使＂全盘西化＂论得以卷土重来，严重地干扰和冲击了中国＂本土文化＂ 的建设；二则在引进西方学术文化时多停留于盲目地照抄，机械地模仿、生搬硬套地＂移植＂的低 水平上，因而这种＂中西对话＂的结果主要是消极的，失败的。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单向侵入的消 极影响，他们中一些人打出了倡导新国学（或新儒学）、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旗帜。这样，８０年 代开始的中西文化活跃地对话、交流的态势似乎有终结、中断的危险。在此意义上，对８０年代中 西文化对话的得失功过进行恰当的评价，就成为这种对话能否继续健康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首先，８０年代中西文化的对话究竟是＂不平等＂还是＂不对等＂？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不对 等，而不是不平等。理由是：第一，不对等主要涉及对话、交流的客观态势；而不平等则侧重于一 种主观的态度，如对对话的另一方采取尊重还是歧视，居高临下还是低三下四，傲慢还是谦虚，热 情还是冷淡，真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如此等等。以此尺度来审视８０年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状况，那么，只要不抱偏见，就应当肯定，那段时期，在中国大量译介、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之时， 西方学术文化界总的说来并未抱有歧视、居傲、称霸的态度，更未趁机进行文化侵略或掠夺。换言 之，中西方在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时，双方并未在主观上采取不平等的态度。虽然事实上无论从数量 、质量、范围、影响等方面双方的交流都处于非常不对等的状态。第二，这种不对等状况的存在， 不是由对话双方中任何一方主观上故意要造成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我 国在＂文革＂前１７年，已采取了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学术文化限制和封锁的策略，这 种闭关自守的文化态度在１０年＂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种不亚于本世纪初义 和团运动那种极端保守、落后的文化上的排外倾向；与此同时，随着政治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达 于顶峰和中国自封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自大狂热，文化上的华夏中心主义又死灰复燃。这样一种 落后乃至反动的文化态度造成了对西方学术文化（除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的全面敌视、恐惧与仇 恨，以为西方一切学术文化都是＂反华＂的，都是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 制造舆论的，因而应当一律加以排斥，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渠道完全被阻塞、隔断了。不仅我们 对西方的文化、学术状况一无所知，而且，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也极为隔膜。在这种情况下， ＂文革＂一结束，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激发起一股极 为强劲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学术文化中的好东西的愿望乃至渴望。这与经济文化相对处于优势的 西方人民和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的要求（有时带有某种神秘、猎奇的成分）相比，显然是不对等的。 西方人了解、学习中国的心情相对不那么紧迫这恐怕是一个铁的事实。这正是造成对话事实上不对 等的社会基础。因为这种不对等，是一种文化需要的不对等。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 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 提。同样，在中西文化对话、交流中，对与对方交流的文化需要及其迫切程度，直接产生对话的内 在动机和实际行为的迫切程度。正因８０年代初，中西方文化对话处于需要的不同状态、水平和程 度，最终导致对话中事实上的不对等。这是由中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势决定的，而不是哪一 方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因此不能说＂不平等＂。第三，经过长达３０年的隔绝，中西文化之间的差 距拉大了。应当承认，在７０年代后期，由于＂文革＂的浩劫，中国文化学术同经济一样，处在一 个极度萎缩、破败、倒退的状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前就已日益猖獗的＂左＂的路线 ，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狠抓＂阶级斗争＂，把学术文化完全政治化、工具化，广大知识分子思想 上受到重重禁锢；＂文革＂中这种情况更为恶性发展，＂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把中国文化学 术推向绝境，什么＂批林批孔＂，什么＂评法批儒＂，什么＂三突出＂，统统成为＂四人帮＂摧残 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学术的手段。而西方文化学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来，总体上是向上发 展的，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我国文化学术在＂文革＂中急剧走向＂荒漠化＂之际，西方文化学术反 而在走向后现代过程中显得异常活跃，新的思潮不断涌动，有不少新的创造与发展。这与当时中国 濒临危机与崩溃的文化学术相比，呈现出极大的反差。平心而论，这种反差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 也是质量上的。诚然，文化学术的一部分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共通的， 超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文革＂结束时，中国真正的文化学术几乎不存在了，仅剩的一点也是经 过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扭曲和变形的；而当时西方的文化学术，即使撇去其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那 部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蓬勃发展的，就其可与我们沟通的那些部分而论，显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其中不少方面（如经济文化、管理文化等）具有很大的先进性。换言之，７０年代末，当我们准 备开始同西方文化学术对话时，我们虽然处在相对落后的低位上。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这样一个对话的起点，决定了对话在质上是不可能对等的，决定了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当时较为 先进、发达的西方文化学术的基本态度和任务应是广泛深入地了解、学习和吸收，而主要不是向西 方输出与传播，因为那时可借以输出和传播的，比西方先进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就此而言，那个特 定时期中西文化对话只能是不对等的，但不能说是不平等的。二８０年代这种不对等的中西文化对 话，其过程和结果倒底如何？应当怎样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当今学界另一个分歧颇 大的问题。而这一分歧，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整个９０年代乃至２１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战略 与对策问题，因此，不可不搞清楚，不可没有明确的态度与见解。依笔者愚见，这种＂不对等＂的 中西对话，其过程与结果也是＂不对等＂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复苏与发展来说，这是一种总体 上利大于弊、收获大于损失、积极成果大于消极影响的＂不对等＂。事实上，８０年代确实是西方 文化输入、引进得多，而中国文化输出相对要少得多；其结果自然也是我们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吸 收得多，而西方从我们这儿学到的则少得多。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是如此。这种＂不对等 ＂是从中西文化８０年代对话的结果而言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种收获，文化学术界存在着截然 不同的评价。有一部分人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８０年代我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传 播西方文化学术，特别是西方观、当代（近百年来）的文化学术所形成的＂西学热＂，一是在价值 观念上造成了盲目崇尚西方（特别是现当代西方）文化学术的崇洋心理，为现代的＂全盘西化＂论 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文化温床，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迷失方向；二是客观上干扰、冲击、削弱 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使本土文化有断＂根＂的危险。应当说，上述两点看 法，虽不能说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但总体来说，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是把问题看得太重了。实 际上，＂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占有过主流地位，＂五四＂与３０年代虽有人两度提 出，但都未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更不必说付诸实施了。至于８０年代，确实又一次出现了译介、了 解、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学术的热潮，但这是＂文革＂之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特殊条件和情境下 的产物，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其内在需求，并非外部强加于中国的。而且，这种引进与借鉴， 是以中国改革开放、求得经济文化的全面振兴为大背景的，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达到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宏伟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说，这 里不存在＂全盘西化＂的问题与可能性，一切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与对话都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框架下进行并决定取舍的，个别人即使真有＂全盘西化＂的思想与言论，也不可能整体 上改变这一大的对话框架和影响；而且＂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中有与国际、与 先于我们现代化的西方的某些通则、尺度接轨的问题，有学习西方的内容，但并非一切都要＂西化 ＂。现代化还有民族特色这一面，而中国正以鲜明的目标与口号寻求着这种民族特色，这就抽去了 ＂全盘西化＂论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因此，可以说，８０年代，＂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并无市场 ，并未因为引进、借鉴西方文化学术的＂热＂而形成有影响的＂全盘西化＂思潮与价值倾向。把那 时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学术的＂不对等＂对话说成滋长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至少是一种缺乏根据的 夸大。至于说８０年代的西学＂热＂冲击和削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恐怕更有点杞人 忧天。向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超稳定结构而著称于世的，它几千年来绵延至今，渗入中国人的骨 髓、血液，根深蒂固而任何外部力量难以动摇。魏晋时期佛学的传入与吸收，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大 开放，明代与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制输入与自觉引进同时并存，都不仅没有使中国文化学术被＂西化＂，或被削弱以至失去根基，相反，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开放，每一次对外来文化的较大吸收，都极大地丰富、深化，加强了本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增添了新的活力，强固了它的根基。８０年代的西学热亦不例外。诚然，那一段时期从表面上看，似乎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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