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诉说终止了赵玫接到苏葵从济南打来的电话。那是三月七日的傍晚。她在电话中说，杜拉死了。 朋友专门打来长途，就是为了告诉我杜拉的死。是因为她知道我爱杜拉。我在电话中竟一时不知道 说什么。我也无法说清我当时的心情。我只是本能地在心里说，这是迟早的。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着 ，我知道终会有杜拉的这一天。后来我请苏葵在电话中为我读那条消息，那消息是来自巴黎的。消 息很简洁：三日，法国最高产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在她巴黎的寓所逝世。享年８２岁。三日。 三日那天巴黎的早春一定也很冷。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写小说。接过电话后，我依然又回到了我的 小说中。我写着，然而我却不知我在写着什么。我想着杜拉。全身心地想着她，不知道对一个我生 命中的如此重要的女人的死去应当抱一种怎样的心情。似乎没有很深的悲哀。也没有眼泪。只是思 绪茫然。我突然想到了女儿。她当时就坐在我的身边听迈克·杰克逊的音乐。她是那么迷恋那么崇 拜那个黑人的歌手。我拿掉她的耳机，对她说，杜拉死了。她睁大困惑不解的眼睛看着我。我告诉 她，我是那么喜欢她的小说，那么迷恋和崇拜她的生命，但是那生命没有了，我应该怎样？女儿看 着我。然后她问我，你很难过吗？我又对她说，这就等于是你的一个亲人死了。一个亲人死了的时 候，你的心情会怎样呢？说完这些我又把耳机放回到了女儿的耳朵上。我想她也许并不懂我的悲哀 ，因她并没有得到过杜拉所给予我的那一切。最早读杜拉的作品，是一个朋友从上海寄来的。《琴 声如诉》。一个短篇。那朋友说你一定会喜欢杜拉的作品，它们适合你。于是我读。在一个阴冷的 大房子里。我独自一人。我将那短篇反复读了很久。然后，我得知，我是热爱并且喜欢这位法国的 女作家的。她的诉说是那么动人，仿佛是专门为了我的。那时候杜拉的《情人》还没有在中国出版 。我们还不知道杜拉还有着湄公河岸的爱情生活。《琴声如诉》给了我心灵一种缓慢而优雅的撞击 。那是种深层的而又无可奈何的苦痛。那苦痛甚至在伤残着肌肤。那海浪。钢琴声。小酒店里的凶 杀案。一个小男孩儿的僵硬而冰凉的手。女人的茫然和慌乱。那所有的意象从此就深深地烙在了我 的灵魂中，成为了我的灵魂的一部分。我是在拥有了这充斥着杜拉的灵魂之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地写 小说的。就是说我在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把杜拉所给予我的那部分带了进去。所以 我从不否认我是怎样深深地受着她的影响。我甚至标榜我是在尝试着用她的感觉和她的方式在写作 。后来《情人》被翻译了过来。应当感谢译者王道乾先生。他给予了我们那么美的文字。只是读《 情人》的时候，我已经消褪了旧日对杜拉的那种情感上的狂热。《情人》使我能够更技术地去看杜 拉。我觉得我已经慢慢地熟悉和了解了杜拉。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在写作时的那种心灵的状态，能懂 得她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电文式的短句，为什么要总是使用句号，为什么语气要这样转折，思绪要这 样流动。再后来，又读《痛苦》。在《痛苦》中，杜拉写了战争和爱情。我似乎更喜欢《痛苦》。 《痛苦》和《情人》出版后，都使杜拉得到了法国年度的龚古尔大奖。杜拉在写作《痛苦》的时候 ，已经７０岁了。一个７０岁的已经枯萎的女人竟能写出这样的读起来令人精疲力竭的小说来，真 令我惊奇。我不是想说那文字的行云流水，而是要说一个７０岁女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的质量。 那是种怎样的镂骨铭心。那么深邃的。是从灵魂里流出的。连同做爱。杜拉作为女人从没有停止过 爱，也从没有对爱心灰意冷。直到她７０岁。杜拉说，最坏的是没有爱。我认为那是不存在的。从 此，我几乎把杜拉当作了我生存的准则和楷模。我曾说过，我要我自己在７０岁的时候也能写出最 好的小说来，也能像杜拉那样去爱，去生活。后来读她的《物质生活》。那是她７２岁时出版的一 本十分奇妙的书。距今已经十年了。一个谈话的女人正在步入话语的大道。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 不问方向也无目标。只在纷纭嘈杂的话语中，全凭偶然。然而它们流动着。其实这是个关于记忆和 往事的文本。那所有的文字事实上就是杜拉所有小说背后的那个＂真实＂。杜拉将那＂真实＂若隐 若现而又十分坦诚地告知我们。她告诉我们她为什么要去写《琴声如诉》、《大西洋男人》、《情 人》、《痛苦》、《蓝眼睛黑头发》和《广岛之恋》。她告诉我们在写这些作品时，她想到了什么 ，她当时的心情，以及她所爱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女人在爱与绝望中在凄迷的追索中，应当怎样 做小说。一个妇人每日沿着海岸线行走。她手中总是紧握着那个男孩儿的手。她带她的儿子去上钢 琴课。琴声流响。冷酷而麻木。于是女人离开琴房。她偶然遇到了那年轻的男人。充满了欲望地， 却又无望而苦痛。后来男人死了。这是场不可能的爱情。而与这场不可能的爱情联系着的，是《物 质生活》中的那个小小的章节。那一节的名字很冷漠。《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杜拉说，我在盛 夏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他。其实他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是夜里遇到的最后一个顾客。然而杜 拉坦诚说，他们做爱。爱的疯狂无处不在。他们陷入一种深沉的痛苦之中。他们是带着彼此的欲望 相遇的，但他们又后悔彼此原来并不相爱。杜拉说：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之后，一个爱情的故事 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琴声如诉》。这便是杜拉的文字与生活。这便是它们之间的那动人而美好 的转换。我很喜欢《物质生活》。因为我从这些依然杜拉风格的文字中更加了解了杜拉这个人，了 解了她的执著、艰忍和顽强，以及她的心灵，她的所爱，和她的晚年。杜拉的晚年很凄惶。她功成 名就之后却不能坐享辉煌。酗酒。她晚年竟开始酗酒。酗酒的女人多可怕。杜拉残酷地描述了她自 己。她说她终日被酒精浸泡着。她神志不清。她倒下了。她住进巴黎的医院时已形容枯搞。她流着 口水。有时连调羹都拿不住。她不能走路。也不可能再写了。那是种怎样的情景。一个曾写了那么 多那么美丽的故事的女人。她开始戒酒。因为一个叫杨·安德烈的男人来了。他帮助她。每日在医 院里照顾她。给她以爱情，以支撑，以希望，直到她重返正常的生活。戒酒后她写了《痛苦》。那 《痛苦》中的爱就是给扬·安德烈的。杜拉说，扬是个伟大的男人。他人就在这里，守护着我。帮 助我与死亡进行搏斗。这就是他做的事。这件事他本心是不知道的。扬是杜拉晚年的伴侣。他在杜 拉６６岁的时候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相爱。扬原本是杜拉的一位读者。他是那么喜欢杜拉的小说 。于是他不停地给杜拉写信。后来，扬来了。那是８０年夏季。扬放弃了他的工作，离开了他同城 的家。杜拉在她六年后出版的《物质生活》中写道：我也写信，就像扬给我写信一样，我给一个我 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写信持续有两年时间。后来杨来了。他就取代了写信。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 是不可能的。从此扬陪伴着杜拉。杜拉所给予我的，还有她关于大海的意念。她的很多故事，都总 是发生在蓝色的海边。这是因为，杜拉说，巴黎使她窒息。巴黎没有外部环境。巴黎是对写作者最 大的剥夺。她不知道她在巴黎还能做什么。于是杜拉常常住在特鲁维尔。那里紧靠大海。杜拉说住 在海边使她宁静。她说有一件事我能做，那就是看海。白天。黑夜。即或你看不到海，但那个意念 却始终都在。然而，杜拉却死在了巴黎的寓所里。她再也不能回到那蓝色的特鲁维尔了。因为杜拉 ，有一度我竟痴迷地陷入了对法国＂新小说派＂的研究中。我读罗布·格利耶，读克洛德·西蒙， 读午夜出版社出版的那些＂新小说＂。读到最后，我便终于发现了杜拉与他们的不同。有法国文人 鉴于杜拉文体的标新立异，而执意要将她也归入这伟大的震动法国的＂新小说派＂中。但被杜拉拒 绝了。她只是她自己。她不喜欢加入任何流派。她不喜欢打出各种旗帜。她只要适合她自己的那种 方式。而那种她自己的方式不但赢得了大众读者，也赢得了龚古尔的奖杯。我读了杜拉很多作品。 包括她的随笔，她的电影剧本。可说是凡已翻译过来的那些，我已尽读了，而且我想我是读懂了她 。我不同意有些人不大看得起杜拉。他们认为她并不是一个深刻的、有思想的作家。他们说，杜拉 还不够伟大。而杜拉为什么一定要有思想，为什么一定要伟大呢？我理解杜拉。杜拉有她自己的生 活，有她自己的古堡、围墙、废弃的花园、蓝色的大海，还有她的爱和她自己，这一切之于杜拉， 之于一个女人，实在是已经足够深邃，也已经足够伟大了。杜拉是怎样地与众不同。所以我爱这个 女人。我曾说过可能会有很多人喜欢杜拉，但我总以为我比很多人更喜欢她。我也曾宣称，杜拉之 于我是一个座右铭式的女人，那是因为，她是我在灵魂上最为切近的那个人。于是，她慢慢地进入 我，成为了我精神上的依托成为了我的血肉我的已被融化在生命中的一部分。于是，有时候在某种 写作中，我总是喜欢把杜拉的一本书放在我的桌前。任何的一本。其实我并不翻看它。而只是要心 里知道杜拉就在眼前，是伸手即可触到的。那是种精神的氛围。那氛围中弥漫着杜拉的思绪、杜拉 的话语和短句，还有她的肌肤和灵魂。这样我便如在宗教之中。我便周身都充满了那种如歌般的感 觉，那感觉足以支撑和产生一切。我还喜欢常常在我的作品中提到她，描述她。把她当做我的故事 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来我的读者们知道了我是怎样宗教般地崇拜和热爱着这个杜拉。后来他们 中的很多人透过我的讲述也开始熟悉和了解了她。他们写来信。在信中和我谈论她，并问我在哪里 能买到杜拉的书。我便是如此地热爱着这个情同手足这个能够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我觉得能够有 这样一个亲近的女人生活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杜拉死了。我知道终 会有这一天的，于是，我一直等待着。我很怕这一天但却又知道这一天是必然的。我不知杜拉死时 的样子。亦不知她死时是不是很孤独。我只铭记着。三日。在她巴黎的寓所里。不知那巴黎的寓所在三日那天是不是有扬·安德列守护着。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特鲁维尔的蓝色海水轻轻地涌来，将她那美丽的灵魂托进天国……（责任编辑陈德）她的诉说终止了@赵玫陷入一种深沉的痛苦之中。他们是带着彼此的欲望相遇的，但他们又后悔彼此原来并不相爱。杜拉说：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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