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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者面前

Summary by : T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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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七月 27, 1996
在恐惧者面前张颐武当下的文学与文化是否失掉了理想?在那些阴郁的狂躁者眼中,除了他们自己之 外,当下的写作真是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所有他人的努力均是徒劳或恶意的,所有他人与之不同 的思想与立场都是无边无际的深渊。如果说,这种狂躁的文化冒险之声在1995年还曾有过一点 声势的话,那么到了1996年,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它已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了。其关键 的原因在于人们已洞悉了那些欺人的大言的背后所隐藏的不过是一个小的利益集团的一点蝇头小利 而已,激昂慷慨、引吭高喊的背后却只有个人和小集团的卑琐的算计时,人们无法不对之进行质疑 。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对待邵燕祥先生的前恭而后倨的态度。在1995年4月,一位自称愿 意“死在路上”而又被张承志先生热情地赞美并希望其“活在路上”的论者,热切地赞美“邵燕祥 的精神姿态,他对病态和丑恶的敏感与批评,正可视作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具体而实在的表现”(《 中华读书报》1995年4月19日)。但到了1996年,在邵燕祥先生深化了他的“敏感与批 评”,在一个对话录中对张承志先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一些分析与透视之后,张承志先生则把邵 燕祥先生称作“不具备和我发生思想交锋的能力”的“帮闲的‘托儿’”(《羊城晚报》1996 年4月8日)。从一位去年文章中的“不惮于开罪于时世,除了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外,也只有用 ‘无欲则刚’来解释了”(《中华读书报》1995年4月19日)的大好人,到一个“帮闲的‘ 托儿’”,也不过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似乎是一个尖刻的历史的讽刺。“知识分子的良知”、“不 惮于开罪于时世”,原来都是针对他人的,一旦批评和质疑面对自己时,则又暴跳如雷。原来文化 冒险主义者们自己也不过是不能“开罪”的“时世”的一部分,他们不能允许任何人与之对话,也 不能容忍任何与之不同的立场。这个前恭后倨,不仅让人感到世态的炎凉,也能让人清楚地看到他 们虚伪和矫情的自我形象。如果这就是他们每天宣称的“理想”和“崇高”的话,那只能用“假道 学”来加以描述了。邵燕祥先生的论点或者会有不周或不当之处,也有无数闪光和让人警醒的东西 ,对之进行怎样的分析和描述都是可以允许的,但何以他批评其他人就是“无欲则刚”,而批评张 承志先生时就是“帮闲”的“托儿”呢?这似乎是这几位论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有一 个“说法”,让公众理解这种态度的转变的真实的原因。这似乎用得着钱钟书先生的一个看法,有 些“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人 兽鬼》,《写在人生边上》164页)。大概所谓“人文精神”的真谛也就是此类的“自我牺牲精 神”吧。这里的所谓“理想”或“人文精神”的面貌已被一些论者表现得十分清楚了。它不过是一 种“文人精神”,一种对普通人充满蔑视的精英与贵族精神,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利益集团争取利益 的“精神”。一位论者对此说得十分具体,他认定“人文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文知识分子 “有理由为自己的利益和经济地位呼吁”,二是可以解决“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 读书》1996年7月号,14、15页)这种描述最明确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来看待,认定“人文精神”乃是这个利益集团表达自身愿望的途径。我以为任何利益集团都有权为 自身谋取合法的“利益和经济地位”,更有必要解决这一集团的“思想危机”;但如果把这就看作 是“知识分子”的理想,那就是极端轻浮和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离开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 社会,离开了那些与他不同,但同样在生活和劳作的普通人,他的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益的愿望 只能是卑俗的和无谓的,而这种诉求与崇高的理想之间有怎样的差异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 种只看到自身的利益的、与时代与普通人彻底用心造的“墙”隔开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对“ 理想”采取了如此轻浮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在人们之间制造敌意与分裂, 渲染道德恐慌,以起哄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与艰难的“知识分子”,我仍然愿意坚持一位论者在一 封致一个“日本人”的信中自我陶醉、得意洋洋地斥责一个自己的同胞———“北京大学一位副教 授”时深恶痛绝的看法,这样谈论“人文精神”的确是“堂吉诃德对着风车狂吼”。不管哪一位我 的同事或我本人曾提出过这个见解,我至今认为这不仅不是“轻薄狂妄的口吻”,而是对这一论题 十分恰当而准确的评价。(可参阅《人文精神寻思录》142-148页)正如葛兰西所言,这里 “人文精神”不过是“曾在社会的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领导过社会的旧的领导者觉得他们的立脚点 要跨台,理解到他们的‘说教’只是‘说教’而已———成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成了毫无生 气的幽灵;由此也就产生了他们的绝望,他们的那些保守的和反动的倾向。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那种 特殊形式的文明、文化和道德在解体,于是他们就喊叫一切文明、一切文化、一切道德都要毁灭… …这些领导者组成了处于历史之外的反抗集团。”(《狱中札记》226页)这一“反抗集团”, 既无法把握当下,也无法了解过去与未来,而只能挣扎于一个小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中。如果说称 他们为“堂吉诃德”有欠准确的话,只能说他们缺少堂吉诃德的单纯与真挚,也缺少他的恳切与善 良。但我们感到欣悦的是,在1996年所崛起的那些新的写作潮流,新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正好与 这些声音相反。无论是以谈歌、何申、刘醒龙、李贯通、关仁山等人为代表的“社群文学”,还是 仍在延续和发展的“新状态”文学,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与普通人沟通与交流的路,都试图建 构一个在我们的社群之中的互相关怀、守望相互的精神的“桥”。这是中国年轻的人们在九十年代 发出的不可遏制的声音。我不想在此展开探讨“社群文学”或“新状态”文学的发展,我只想探讨 两个年轻作家的例子,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仍在一种世俗的但却是与人们沟通的 理想中之前进,这是让那些狂躁者恐惧的声音。第一个例子是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这位始终 关切“个人性”的作家在这部小说结尾处表达了她对于这个处于激变中的时代的真挚的关切和对于 自身选择的思考。“有一天,我看到自己阳台上那些橡皮树、龟皮树、龟背竹和多年生的绿色植物 ,已经高大蓬勃得阳台装不下了。我忽然想,是不是应该把它们移植到楼下的花池里去。我从它们 不断探头从阳台的窗口向下眺望的姿势看,它们和我一样,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犹疑不定。如果移 到楼下的花池里去,它们虽然能够汲取更宽更深的土壤里边的营养,但是,它们必须每时每刻与众 多的花草植物进行残酷的你争我夺,而且必须承受大自然的风吹日晒;而在我的阳台上,它们虽然 可以摆脱炎凉冷暖等恶劣自然环境的摧残,但它们又无法获得更深厚的土壤来喂养自己。“它们在 想,我也在想。”这是对于一种新的社群生活的认同的选择,个人/社群的关系已不再是对抗性的 ,而是可以沟通的。陈染在想的,乃是一个新起点在她面前展开的可能性。而年轻作家邱华栋则发 表了一篇让人感动的新作《赞美》。他在这里写了一个叫小梅的姑娘,她家庭困难,在北京做小时 工,为人清扫房间。但这位小梅的生活却充满了朴素的希望和劳作的热情。小梅和作者都不是不食 人间烟火的角色,但他们却有一种人的光芒,一种世俗的,却是崇高的光芒:“我和刘壮壮一起转 身往回走。又起风了,街上到处都是风沙,打得我们的脸疼。可我却想歌唱,为了劳动,为了平凡 的劳动的卑微的人们歌唱,他们和我一起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手掌的缝隙之中。”这是美丽的歌唱, 是一个知识分子将自身有机化的歌唱,是人们在一个社群中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歌唱。这也是让 那些轻浮而不负责的冒险者恐惧的歌唱。它足以让那些堂吉诃德式的狂吼黯然失色。我想,和人们 凝聚成一个社群是幸福的,和他们一起创造是幸福的,这是那些对这种歌唱感到恐惧的人无法分享 的幸福在恐惧者面前@张颐武”(《狱中札记》226页)这一“反抗集团”,既无法把握当下, 也无法了解过去与未来,而只能挣扎于一个小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中。如果说称他们为“堂吉诃德 ”有欠准确的话,只能说他们缺少堂吉诃德的单纯与真挚,也缺少他的恳切与善良。但我们感到欣 悦的是,在1996年所崛起的那些新的写作潮流,新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正好与这些声音相反。无 论是以谈歌、何申、刘醒龙、李贯通、关仁山等人为代表的“社群文学”,还是仍在延续和发展的 “新状态”文学,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与普通人沟通与交流的路,都试图建构一个在我们的社 群之中的互相关怀、守望相互的精神的“桥”。这是中国年轻的人们在九十年代发出的不可遏制的 声音。我不想在此展开探讨“社群文学”或“新状态”文学的发展,我只想探讨两个年轻作家的例 子,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仍在一种世俗的但却是与人们沟通的理想中之前进,这 是让那些狂躁者恐惧的声音。第一个例子是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这位始终关切“个人性”的 作家在这部小说结尾处表达了她对于这个处于激变中的时代的真挚的关切和对于自身选择的思考。 “有一天,我看到自己阳台上那些橡皮树、龟皮树、龟背竹和多年生的绿色植物,已经高大蓬勃得 阳台装不下了。我忽然想,是不是应该把它们移植到楼下的花池里去。我从它们不断探头从阳台的 窗口向下眺望的姿势看,它们和我一样,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犹疑不定。如果移到楼下的花池里去 ,它们虽然能够汲取更宽更深的土壤里边的营养,但是,它们必须每时每刻与众多的花草植物进行 残酷的你争我夺,而且必须承受大自然的风吹日晒;而在我的阳台上,它们虽然可以摆脱炎凉冷暖 等恶劣自然环境的摧残,但它们又无法获得更深厚的土壤来喂养自己。“它们在想,我也在想。”这是对于一种新的社群生活的认同的选择,个人/社群的关系已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沟通的。陈染在想的,乃是一个新起点在她面前展开的可能性。而年轻作家邱华栋则发表了一篇让人感动的新作《赞美》。他在这里写了一个叫小梅的姑娘,她家庭困难,在北京做小时工,为人清扫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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