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要什么谢泳北戴河对话几乎涉及了９０年代文化界的所有热点问题，虽是对话，但在某种意义 上带有总结的意味，至少是比较集中地表述了对话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参预对话的人有些是我素 来尊敬的前辈如邵燕祥、何西来先生，也有的是朋友如白烨先生。他们的对话我没有都看到，只读 到了３篇，他们的有些意见是很好的，如关于知识分子压力集团的看法等，但从整体上看，这次对 话的基本意见是过去王蒙先生的，也就是说，对话虽然涉及的话题很广，但评价基本用的是王蒙的 立场，或者说与王蒙意见非常接近的刘心武的立场。发生在９０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争论中，王蒙 是有代表性的一方，他的意见大体代表了８０年代中国作家中的改革派，这批人以１９５７年的右 派为主，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者，也是在固有单位中获得重要位置的人。８０年代末，他们 纷纷离开了曾经占据的位置，由官场而民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疏远了，但并未完全隔绝，他们中的 许多人视王蒙为领袖，以他的言论为进退的基本选择，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但许多人是这样的。 由官场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忽视了这个经历，单就每个人的言论做出评价，显然是肤浅的。 在当年王蒙他们活跃的时候，青年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是以能和他们为伍感到自豪的。这种情绪 一直持续到９０年代初的＂稀粥大战＂为止。据我所知在王蒙陷入＂稀粥大战＂时，后来与王蒙产 生分歧的作家、评论家都是同情支持王蒙的，可惜当时的表达空间有局限，大家只能私下议论而已 。但王蒙在人文精神争论时，很快忘记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对当年在道义上支持过他的年轻人（他 们对这种支持至今不悔）冷嘲热讽，显得很不仗义。现在回想起来，年轻人还是幼稚，如果我们能 早一点联系王蒙青年时的经历及他在８０年代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前的许多言论来观察他，就会明 白他本来就不是愿意自觉选择民间立场的人，他后来的民间立场是被迫的，由不得他，实际上他也 只是有一点民间色彩，而不是彻底的民间化，这使曾经对王蒙存有幻想的年轻人失望了，或者说绝 望了。在人文精神论战中，年轻人之所以对王蒙表示了那么强烈的反感，根本原因是他始终没有明 白年轻人，或者说发起人文精神论战的那些知识分子要的是什么东西，而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用不着 多说的，因为有许多话一说就那个了。北戴河对话对王蒙、刘心武的言论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对 王朔也是欣赏的，而对张承志则持有异议。这种价值取向，我以为又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简单说， 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王朔的作品，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但他对自己所要的东西有很 低的标准，这个标准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存标准，对那些有理想的人来说，这个标准已不是判断社会 进步的尺度，在许多人看来，王朔拍摄《红樱桃》的背景是他们在道义上无法接受的，不管后来电 影拍得如何。他们要求的不是生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吃有喝，而是整个精神的自由，而这个要 求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是需要一点气节的，就是说，有些事情，给再多的钱也是不能做的，而王朔 从始到终与人们对他的判断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许多虚伪的东西，但他从不敢嘲笑 专制，不敢抗议极权，因为只是在弱者身上捅刀子（当然也该捅），但回避了最该捅的，在品格上 就等而下之了。王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王朔，而忽视了更多人的精神自由。年轻人对张 承志也不是没有看法的，我曾经很留意过他早年的经历，也读过他在清华附中的同学仲维光对他的 分析批评的文章。但我个人的评价是一回事，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又是一回事。我理解，多数人看 重的是他身上的反叛精神，这很可贵，我们不能一听反叛精神就往红卫兵身上想，就往奥姆真理教 和原教旨主义那里想，这就把真问题搅混了，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最缺的不就是彻底的反叛精神和 独立人格吗？我们要反叛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还需要再解释吗？我们的反叛是思想上的，而不是 其它，倾心于顾准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了解我们的生存 环境，大家本来得到的东西就不多，但王蒙、刘心武等人却常常以自己的处境去判断问题，甚至评 价社会进步，他们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感到今天已无什么限制，自己尝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这可能是真实的感受，也可能是事实，但这是井底之蛙的观察，我们要的不是井那么大的天。你到底要什么@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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