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与研究个性——论洪子诚兼谈当代文学研究○张志忠１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行列里，洪子诚也 许并不那么声名显赫，但是，他绝对是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和研究个性，而又做出相当成绩的一位 。如果说，在“东风怒放花千树”的繁华火爆中，他自觉地选择了“灯火阑珊处”，是他的学术个 性使之然，那么，当我再次读过他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和《作家的恣态与自我意识》， 我觉得，对此产生一种“蓦然回首”似的赞叹，大约不为过分。１０余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一直 是热闹异常的所在。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前呼后拥；作家作品的多如过江之鲫，目不暇接；理论 和批评方面的论争，往往因为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加入而显得格外激烈，格外引人注目；批 评家队伍的赫然大观和更替频繁，几乎不亚于作家群落的浮沉进退；而且，据我的判断，从７０年 代末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的创作优于批评，实践呼唤理论，到８０年代中期以作家 和批评家共同策划“寻根文学”运动，标志着创作与理论的相调谐，再到９０年代，批评家对创作 的命名和倡导，如“新状态”、“后现代”、“人文精神”、“抵抗投降”等等，以及使许多人不 胜其烦的、带有广告性的作品讨论会的频繁举行，和新问世的各种报刊所开设的文化类栏目对有关 稿件的需要和对文学论争的关注和赞助（这其中不乏人为地制造和夸大热门话题的成分），使得批 评出尽风头，一枝独俏，似乎远远走在创作的前面了。这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风风火火，自然 有它的学科规定性的原因——在文学研究的各门类中，它是最年轻的小弟弟，在“文革”前的１７ 年，它基本上是归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之中，一直没有独立的地位。直到进入我们通常所说的 “历史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创作的活跃和繁荣，成为思想文化界乃至全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 一篇作品万口传，一举成名天下闻的，并不在少数，因此，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 社会的需要。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加入到批评队伍中来，或者为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见解 ，或者选择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或者对某一命题有深厚的兴趣，或者干脆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 己胸中块垒……可以说，在众多的人文学科领域里，当代文学研究（包括直观的和即兴的批评在内 ）是社会参与性最强、争论最多也最活跃的一支。它的魅力，使得那些并非当代文学研究本行的人 士，也向它倾倒，或偶尔客串，或友情出演，或一误再误，沉溺其中。而且，当代文学研究，在７ ０年代末期以来，在诸学科中可能是成名率最高的，稍一回想，就能举出一大串曾经或者至今仍然 活跃着的批评家的名字来。但是，福祸相倚，利害相牵，一个新生的学科，在众多人士的参与下， 崛然而起，蔚然大观，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急就章所带来的许多不如人意的缺憾。缺少必要的规范 ，在相当程度上，使当代文学研究成了没有规则的游戏——这在那些理论的“顽童”看来，也许是 一种理想的状态，依我所见，它却是在败坏当代文学研究的声誉，消解它的意义和价值，构成内在 的威胁。被另一位燕园学者所概括的“一点儿理论、一点材料、一点儿灵感”所组合而成的“三点 式”评论，就是一大弊端。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非常推重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不仅是赞赏 他所做出的成果，更重视他的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它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启示。勾勒当代 文学研究的总体轮廓，梳理这一至关重要的前提，也许使我花费了过重的笔墨，但是，我认为，为 了能从宏观上把握洪子诚的学术精神和他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而牺牲本文的结构性的平衡，并非 没有价值。２洪子诚的学术个性，在于他把缜密求实的研究品格和开阔敏捷的当代视野结合在一起 ，以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地。也许，他不属于那种及时地提出一个开创性的命题，引起人们的关注， 把对该命题的研究和自己的声望一起推出的弄潮儿，他所独到的才能在于，他往往能够接过那些有 意义的却又常常被人们浅尝辄止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直到取得相当的深度。搞研究的人，大 约有不同的类型，有的长于披坚执锐，为王前驱，有的善于及时跟进，扩大战果。这二者，对于我 们来说都是需要的，本来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对二者的需要程度，却会有所不同 。７０年代末期以来，改革开放的雄风劲吹，正如一句歌词所唱，道路越走越宽阔。当年，敢于第 一个吃螃蟹的，要冒相当的风险，标新立异往往要承担政治上的压力，于是，敢为天下先的人们， 自然成为时代的先锋，受到人们的尊敬；如今，却是人们竞为新奇，把文学和文化领域也弄得如同 大街的流行歌曲和最新时装，新的倡导新的命名，层出不穷，而实实在在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在 这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后者。比如，在８０年代初期，许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样 的现象：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批在现代文学史上成绩标炳的作家，出现了创作的滑坡，未能实现他 们创作生涯上的再度辉煌。这种以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比较的结果，容易使人气馁， 却也曾经触犯到某些方面的敏感神经。于是，现象揭示出来了，但是，它的进一步的研究，却很少 有人问津，只是留下一个笼统的大而化之的话柄。洪子诚接过这一课题，深化和发掘出它的内涵。 收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中的《生活变革与作家的艺术个性》、《形象的具体性与历史概 括》等章节，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洪子诚没有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诸社会思潮对作家的影 响和束缚，没有停留在直观的浅见上，而是寻找从主流意识形态到创作现象的中介，探讨在社会生 活发生巨大变化之际，作家应该如何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如何在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个 性方面，拥有较多的清醒和自觉。他先后深入地阐发了冯至、艾青和田间的诗歌创作道路，将他们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特色作了比较，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一个在他人做来 很可能流于对社会环境的抱怨、对作家创作活力萎缩的感叹，开发出真正的学术价值，不但是在回 顾以往，更有益于现实和未来。再具体地说，对于艾青和田间这两位于抗战时期崛起的诗人，他没 有走捷径地去引证和发明闻一多先生关于“琴师和鼓手”的不同，而是以他们在建国以后创作上的 得失，讨论诗人所处理的现实描写与超越象征的关系，他指出，艾青很少、也不擅长于对具体生活 情景和事件的描述，“只有当他在生活现象中把握到一种超越对象本身的更深刻的思想感情，并把 对这种客观现象的具体描述向着象征的层次推移时，他的艺术才能才得以充分发挥”。从最早的《 大堰河——我的保姆》、４０年代的《黎明的通知》到８０年代的《光的赞歌》，他的优秀之作， 莫不如此。当他试图用诗歌去叙事的时候，则是失败大于成功。幸运的是，艾青在经过多年的沉默 以后，赶上了新时期的文学热潮，也找回了一度迷失的艺术个性。田间和艾青一样，在时代的大趋 势下，也把诗歌的抒情功能转换为叙事，并且为自己定下写史诗的目标。他“在艺术能力上长于感 受、想象而短于观察、描画”的特性，于他的新选择显然是不利的。如果说，由具象到象征，给艾 青的诗歌才华以充分显现，同样的情况在田间那里，则成了败笔，他追求一种高度的概括和总体性 把握生活，“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超越‘前景’（特定的、具体的情景和感情）的发展、延伸 上面，而相当程度地忽视了对具体情景、具体的思想感情内容的注意力。一个诗人，如果忽视了对 他所表现的人物、生活现象、感情内容的深入体察，缺乏对所表现的对象（不管是外部世界还是人 的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也就很难在主客观的撞击中产生新颖的诗情和有表现力的诗歌 形象，那么，不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的角度说，对生活做更深广程度的概括也就往往落空。”这样 的论述，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洪子诚的韧性，使他由此进一步生发开去，辨析出由上述不足给田 间诗歌带来的几种情况：诗歌中的具体生活情景与诗人所要揭示的思想意义的脱节；描述生活现象 和表现感情的具体性个别性的严重削弱；诗歌意象的雷同和将象征变为一种简单的符号……问题讨 论至此，可以说已经把它的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一种在他人看来只是用作指责社会现实对文学的 扭曲的虽然尖锐但却浅近的现象，在洪子诚这里，却做出了关于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演变的得失优 劣的艺术分析。但是，他意犹未尽——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不仅是对冯至、艾 青、田间等老一代作家产生作用，即使在建国初期活跃于文坛、创作成绩显赫的一批作家，同样无 法避开它去。这种影响通过作家的选择和追求、个性和价值评判而表现各异，并且决定了其创作成 就的不同。在《作品的总体构思和主题提炼》、《来源于感性生活的思想动力》两章中，他对柳青 、孙犁、赵树理的５、６０年代的创作进行对照分析，由创作是由理论出发还是尊重感性生活的真 实两种不同的情况导致作品的高下之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他对上述课题的思考，表现出理性思 索的“彻底性”，因而具有极强的雄辩的力量。３当代文学研究的困难还在于，它既要遵守学术研 究的必要规则，或者说，要有“学院派”的严谨和扎实，要有严肃的做学问的态度；同时，它又要 把握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在创作实践的“现在进行时”的运动状态下，做出快速的反应，理性的回 答。但是，在实践中，这二者往往难以两全。注重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讲求内功的，容易因为持重稳 妥而导致动作迟缓，缺少锋芒，和创作现状脱节；与创作同步行进，擅长“短、平、快”的，难逃 时文之弊。而且，更加棘手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文学理论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体系，相反地，却 常常处于贫困状态，在许多时候，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员，很难从文学理论的库存中取得有力的武器 武装自己，却只能是一面寻寻觅觅东拼西凑地铸造自己的批评工具，一面匆匆忙忙地与创作进行对话和交流，其中的仓促和浅陋，我想，凡是过来人，都深有体会。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在学术性和当代性的结合，批评实践和批评方法的探索上，是做得很好的。他的目光，可以说是侧重于作家的本体论研究的。从《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样的书名，也可以见出端倪。本文所论述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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